方志之延续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国政局一直没有稳定，中央政权多次转移，故纂修方志之事随时间的演变，起伏续断，一直未入正轨。民国政府成立初期，曾向全国下达纂修志书命令，但成效不大。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二月，政府内务部颁行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作全国修志之准绳。其在体例门类方面较旧志进步，删除了如祀典等旧事项，增添了如实业等新内容。修志体例概要的颁行，对督促推动各地纂修志书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全国普遍开展了具体的修志工作。目前所见民国的志书，大都出于1929年至1938年这一阶段。1937年后抗日战争的8年期间，全国修志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为粉饰太平，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重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省志30年一修，县志15年一修。但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多数地方视法规于空文，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4年间，志书编修更是数寒卷寡。

　　民国期间未修全国性统志，纂修通志的省也不多。据王燕生先生统计，包括通志在内的民国地方志书，凡1462种，其中90%以上为县志。民国期间纂修的志书，总体而言佳作名著不多，通志中只有1938年印行的，由沈瑜庆主修的《福建新通志》600卷；1948年刊印的，由任可澄、杨恩元主纂的《贵州通志》171卷；1949年刊行的，由周钟岳主纂的《云南通志》等，因内容翔实和体例严整周密，被世人称许。民国县志中也有部分志书编纂体例有所创新，记述内容独具特色，包含时代的新要素。尤其是近代著名学者参与撰修的志书，更凸显这方面的特点。例如，黄炎培撰《川沙县志》24卷、附1卷，1937年印行。该志卷首列图，次分23门，各为1卷。记述内容详今略古，极重现实，所设实业、工程、交通、教育、卫生、慈善、宗教、司法、警备等门目，与旧志迥然不同。每卷都先作概述，扼说本卷内容大要，读者可不读全文，竟知卷内要领。且各卷内容，尽量列表，表述清晰，检索方便。在编纂过程中，取材重视实际，许多材料来源于社会调查，政府档案，不以旧志徒抄文献，需录重要文献，采取全录之法，故称之谓体例臻密、文章简陈之佳作。再如，余绍宋撰《龙游县志》40卷、附1卷，1925年刊行。全书大分正志、附志两部分，正志分纪、考、表、传、略、别录共23卷，附志分丛载、掌故、文纪共17卷。志首有叙例，志末有前志源流及本志编修过程。其正志6门下复有子目，内容繁富，引书达数百种。尤其“艺文考”仿清代考据学家朱彝尊《经义考》之法，详录各书序例、解题，重要者作提要，疑异者加考证，故大获时誉，近代文豪梁启超为之作序。再如，当代方志学家黎锦熙、吴致勋撰《洛川县志》26卷，1944年刊发。全书除目录、大事年表外，列24分志：疆域沿革、气候地质、山水、人口、特产、地政、农业、工商、交通、吏治、自治保甲、社会、财政、军警、司法、党团、卫生、教育、宗教祠祀、古迹古物、氏族、风俗、方言谣谚、人物，后列丛录。该志独详方言，撰方言音谱，包括韵表，附声调谱，常用字汇注音举例，为其最大特色。另外，还有一些县志在记述内容上重视现实和历史资料，如鲍实撰《芜湖县志》60卷，1919年刊印，突出记载当地外国教会侵吞民间土地的事实。徐希濂撰《瑗珲县志》14卷，1920年印行，详细记录沙俄侵略掠夺的暴行和当地人民奋起抗击的英勇事迹。缪荃孙撰《江阴县续志》28卷，1921年发行，细述了当地蚕行、纱厂、布厂等实业的发展。陈善同撰《信阳县志》31卷，1934年刊行，书中记述白朗起义，有声有色。刘崇本、崔汝襄撰《霸县新志》8卷，1934年刊行；周存培、张星楼撰《涿县志》18卷，1936年刊行；王尚义撰《固安县志》4卷，1942年刊行，这三本志书对清代直隶(河北省)境内义和团运动的斗争情况，进行详细记述，而且三书又从不同角度互陈有无详略，能互补其各自不足，为通常史书所不逮。贾恩绂撰《南宫县志》18卷，1935年刊行。志内对南宫县农民的抗税抗捐斗争，有意用激情的笔法陈述。李泰棻撰《原阳县志》18卷，1935年梓行。李泰棻为现代方志学家，此志为其方志理论实践的代表作品。全志规整条贯，特别对于民国以来，当地地价、工资、银行、钞票的比价折换，研算记录精细。钟朝熙撰《南溪县志》6卷，1937年梓行，志中列当地物价变动表格8种，而且对40种食品、14种石料、8种燃料、13种建筑材料，按清同治九年(1870年)、清光绪六年(1880年)、清宣统二年(1910年)和民国四年(1915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民国十九年(1930年)，各个阶段的价格作出统计，据之可推算出邻县甚至四川全省的物价演变状况。上述二志可谓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史特别是物价史不可多得之宝贵资料。

　　研究整理中国历史方志目录，创立方志目录学，使其成为方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国期间对方志学的重大贡献。民国时期研究整理方目录始于1913年，缪荃孙将清廷内阁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进行清理，编纂《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著录志书1618部。后1931年故宫编有《故宫方志目》，翌年又编《故宫方志目续编》。1933年，谭其骧辑《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26卷，次年谭氏又辑《续补馆藏方志目录》，二书共著录志书约5200部。1936年，浙江省《天一阁方志目》问世，天一阁所藏方志虽数量不及北京图书馆，但善本、稀本过之，足与北图馆藏媲美。另外，王绶珊编纂《九峰旧庐方志目》，任凤苞编有《天春园方志目》。以上所述方志目录，都以现存馆藏为限，对其之外的方志未有涉及。当代目录学家朱士嘉先生为探究中国方志之全貌，遍考中国古今方志存亡，先列出《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和《中国地方志备征目》，采遍国内外藏书90余处，查阅丛书49部，于1934年辑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中国历代志书凡5832种、93237卷。并用表格分列志名、卷数、撰人、撰年、版本和收藏之处。此著对中国方志书目收录基本完备，便利查寻，对目录学特别是方志目录学贡献巨大(此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仍续收补充，1958年曾重印增订本，著录志书凡7413种、109143卷。1976年增补为特定稿，著录志书8303种、115785卷。另外，查知中国台湾省藏有稀善方志232种、3487卷，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中国方志约4000种，其中稀善本约80种，均编目列入“附录”。)。承清代辑佚古志之遗风，民国时期对古志辑佚也做出了相当成绩。其中不乏大家学者。如鲁迅先生即辑录了多种《会稽记》、赵万里先生辑录了《析津志》、张国淦先生辑录了《武昌记》等。

　　综观民国期间的方志编修，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民国初期由于北洋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志书编修难能起色，故这一时期，一是志书编修数量寡少，二是编修出来的志书尚很大程度上在体例门类等与清代志书相仿。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期特别是30年代，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革，上层建筑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时期志书的编修理念上方法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其主要是在方志的科学性、实用性上有了很大进步。方志体例门类有所创新，记述内容上体现了推翻清王朝的时代精神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革命党人、实业家、名艺人有入志，保存了一些地区农民和工人等劳动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料；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矿产蕴藏、兴办实业、农业生产技术和各类数据统计图表入志。民国期间的部分名志、佳作多数于这一时期编修刊行。

　　民国时期除在方志目录学上作出巨大贡献外，在方志理论研究，也有所斩获。这方面当首推梁启超。梁启超经过对中国历史方志的发展研究，于1923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设《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成绩—方志学》专题，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地方志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首次提出“方志学”概念。梁启超对方志学中包括的方志的渊源，嬗变和发展：方志的性质、意义和价值；方志的体例、篇目和章法；方志的主流和支流：方志作品的优劣和得失；方志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修志的方法和技巧：修志者应具备的德、学、识、才等等有关方志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的回答和初步探索，并认为方志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立足于世。因此，梁启超“方志学”概念的提出，对“方志学”形成独立学科和科学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在内忧外患，国乱民穷的民国时期，之所以能够编纂数量可观的地方志书，是与梁启超在方志理论研究上的贡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梁启超之后，还涌现一批对方志体例、形式和理论有所创新的方志学家和方志学理论专著，如：李泰棻及其《方志学》(1935年1月出版)提出：“方志者，乃记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的论断，首次提出了方志应以发展的观点研究一方之史，较之以不变应万变的旧志记载方法是一大进步。故此，李泰棻在承认章学诚对方志学研究的卓越贡献的同时，对章氏志例中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修志主张和封建方志思想于《方志学》中设“艺文不志生人著作之不当”、“生人不得立传之商榷”、“门目不得过多之不当”、“志分多体之不必”等8个专目进行了辩驳批判。李泰棻指出，当代之方志“应增记录以前之史实”，“应增社会经济之资料”，“应增贪官劣绅之事实”。特别是李泰棻要求方志应增设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的经济情况，并在全志处于主导地位的主张，在当时实为可贵。再如，黎锦熙于《方志今议》(1938年出版)中提出：“居今日而修方志，决非旧志之旨趣与部门所能范围”，故要“明四用”(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旅行指南)，“破四障”(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叙事不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其提出“续、补、创”的修志方法，尤其是“创”字，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时代的进展。此外，当时吴宗慈、瞿宣颖、王葆心、王重民、方国瑜、傅振伦等学者也在方志理论创新和地方志事业上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