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创新的关键和重点

许家康

（2016年8月4日）

2015年10月22日，在西安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年鉴学术年会上，我作了《创新是年鉴事业发展的战略性选择》的主旨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我对年鉴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作了新的概括，这就是：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迫切需要创新；年鉴事业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迫切需要创新；打造过得硬的年鉴品牌，也离不开创新。我在发言中强调，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年鉴事业无论是往下覆盖、向外拓展，还是打造品牌、走向世界，都必须坚持创新，非创新不能有所成就。

年鉴创新包括品种创新、内容创新、体例创新、机制创新、思想理论创新等诸多方面。这里不试图对年鉴创新作全面探讨，而是仅就年鉴创新的关键和重点谈一些想法。

一、理论创新：关键是破除陈旧观念，端正年鉴办刊理念

从总体上说，中国大陆的年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则是改革开放的先导。年鉴要创新发展，也必须破除陈旧观念，创新年鉴基本理论。

（一）年鉴的否定式

1．年鉴不是官书　方志界、年鉴界一些人经常将自己编纂的年鉴称为“官书”，以“官办、官编、官用”为荣，处处以“官书”自诩，这是值得商榷的。所谓“官书”，是指旧时由官方编修或刊行的书。其主要特点是按长官意志撰著，官腔、官味浓厚，八股气十足。官书如同官商、官学一样，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可是在现代已经成为陈腐之词，用它来称呼当今时代的年鉴，其实已带有贬义。带有贬义为什么还有人津津乐道？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扯虎皮作大旗。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官本位传统十分深厚，什么人离开官方的支持都难有作为，什么事情离开官员的参与都难以成就，办年鉴也一样。在当代中国，修志编鉴机构处于边缘地位，志鉴人是“弱势群体”，不扯虎皮作大旗，实在难以成就志鉴事业。于是，“官书”之说顺理成章，广泛流行。

“官书”之说的最大危害，是造成年鉴官气十足、脱离群众，宣传色彩浓厚、少人问津。年鉴官书化的结果势必弱化年鉴的读者市场，窒息年鉴的生机和活力。因为是官办、官编、官用，自然不必追求读者最大化，甚至可以不考虑普通读者的实际需要；因为有财政拨款支持，所以不讲求经济效益，甚至可以尽显豪华、气派而不计工本。按“官书”定位的年鉴，多数编纂者并不考虑读者的实际需要，而是作为一种部门工作需要，如方志部门为能使工作不断线，为下届修志积累资料，等等。这样，年鉴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远离现实、远离生活、远离大众的出版物，或者是一印出来就被束之高阁的装饰品。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年鉴“官书”之说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确立的今天，再以“官书”自诩，已经明显不合时宜。市场经济排除特权，反对垄断，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而要在竞争中胜出，就必须遵守市场规则，面对读者需要，坚持创新，改进体制，充实内容，办出特色，以高水平的内容质量去赢得读者，实现读者最大化。即使是政府主管主办的公益性年鉴，如各省、市、县综合性年鉴和一部分地方专业性年鉴，也必须背靠政府，面向市场，面对读者的需要，努力提高编纂出版质量，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政府主管主办年鉴的编纂出版宗旨，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尽量满足社会公众对政府事务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需求，而不能只为少数人服务，只为未来部门工作服务。其读者定位应当多元化而不应单一化；其栏目设置、内容选择应当尽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而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受人民之托，办人民之事，受人民监督，人民群众对政府事务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政府主管主办的年鉴理所当然要成为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而不能成为远离大众的空中楼阁。因此，“官书”之说应当予以否定。

2．年鉴不是史书　由于出版周期过长，加上中国史学传统十分浓厚等因素的影响，年鉴到了中国大陆之后，便与史书、史册搭上关系。一些年鉴编纂者将年鉴等同于地方志的编年卷，认为“存史”“资政”是其主要功能，年鉴的史料性高于资料性、现实性。还有人主张将年鉴定位为“存史备查”的史册，强调年鉴的功能应突出它的史料性。

年鉴是年度资料性工具书。年鉴的年度性规定了年鉴的现实性。年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现实性资料工具书。国外的年鉴和史书根本不搭界，而与人们的社会活动、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不可否认，从历史的角度看，年鉴具有存史功能。如同任何文字记录和实物资料都有史料价值一样，年鉴客观记录的社会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成为信史的一部分。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年鉴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它反映现实并为现实服务。年鉴的历史性总是寓于现实性之中，它的史料性也总是寓于纪实性之中。年鉴只有真实地记录现实，才能深刻地反映历史；它首先是现实的，然后才是历史的。即使部分年鉴作为地方志书的一种表现形式，也不是史书。“隔代修史，当代修志”说明志书并非就是史书。志书既反映地方的历史，同时也反映地方的现状。志书用志体，史书用史体；志书述而不作，史书述而有论。纳入志书范畴的地方综合性年鉴，其定位也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既然是年度资料性文献，就不是史书。

“史书”之说的最大危害是：一方面导致年鉴缺少新意，丧失当前的广大读者；另一方面，导致出版周期无限延长，年鉴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减弱。因为“存史”“资政”和“存史备查”，自然与普通百姓无关，自然可以远离当前的广大读者，也就不必追求新、追求快。“史书”之说的广泛流行和根深蒂固，是造成部分年鉴框架刻板、栏目雷同、内容老旧、出版周期过长、少人问津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正本清源，否定“史书”之说，实现年鉴编纂理念的与时俱进。

（二）年鉴的肯定式

1．年鉴是资料书　资料性是年鉴的第一属性。年鉴的资料性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料十分丰富。一般编得较好的年鉴，都能提供对应领域的完整资料，包括对应领域的基本情况、基础数据、大事要闻及相关信息。从资料层次看，既收宏观信息资料，又收中观、微观信息资料；从资料范围看，既收本地域、本行业的信息资料，又有选择地收入一些相关地域、相关行业领域的信息资料；从资料的时效看，既以年度性资料为主，又兼收并容跨年度的历时性、前瞻性资料。

二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般编得较好的年鉴，内容资料的表现形式都十分丰富。从资料的具体形式看，除条目和文章外，至少还有统计表、统计示意图、大事记、大事年表、解释性资料、书目、文摘、题录、名录、照片、索引等十多种表现形式。

三是比较可靠。收入年鉴的资料，一般都经过认真筛选、反复加工和严格审核，因而具有较高的参考性和存查价值。《辞海》对“资料”一词的释义是：“能够直接用作参考或依据的材料”。反过来讲，不能直接用作参考或依据的材料不能称为资料，而能够直接用作参考或依据的材料必须十分可靠。这也说明，资料来源于材料而高于材料，高就高在它较为靠谱，能够直接用作参考或引为依据。这是年鉴及其内容资料的最可宝贵之处。一些年鉴人常常看轻年鉴的资料性，认为它不怎么“高大上”，既不能给人娱乐，也不能用于教化，这显然是对“资料”的深刻含义缺乏认识而产生的自卑感。

2．年鉴是工具书　年鉴的工具书属性举世公认。《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和第二版对年鉴所下的定义都是：“一种汇集年度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年鉴的工具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框架设计合理，层次分明，系统性强。这就是把年鉴内容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工程来安排，对涉及的主要领域有全方位的考虑，对所刊载的信息资料作系统化的梳理。

二是栏目标引采用规范、通用的标引词，不规范的简称、令人费解的缩语和太专的行业术语，一般不用于栏目标引；条目标引采用通用的词和词组、独立的名称和概念、短语及短句，不采用冷僻、艰深的词汇和令人费解的缩语，也不使用标语口号或推论式、铺垫式句子和因果复句。

三是内容编写和安排尽可能为读者检索提供方便。例如，以记述动态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条目按分类法编排，大事记、专项年表按时序编排，条目写作有严格的内容要素规范和记述程序要求，等等。

四是书前刊有详细目录，书后备有索引，一些规模较大的年鉴还建有参见系统，可通过目录、索引和参见查到相关的信息资料。

年鉴之所以要按工具书进行设计和编纂，是因为人们利用年鉴主要是为了求证、查找所需要的资料，而不像对报纸杂志或文艺作品那样从头到尾慢慢阅读或欣赏，而工具书特有的工具性、易检性，正好能满足读者快速查考、检索的实际需要。

年鉴是资料书、工具书，而不是官书、史书，这本是常识。但放眼整个年鉴界，能够不改初心、长期坚持这一常识，在编纂中始终贯彻这一理念的人恐怕不是太多。从许多已经出版的年鉴看，受官书、史书观念的影响还相当大，具体表现是官味、宣传味太浓，而资料性、工具性明显不足，内容单薄、资料单调、表现形式单一、实用性差，成为多年的顽疾。要创新年鉴的内容和形式，提高年鉴的编纂出版质量，就必须正本清源，破除“官书”“史书”等陈旧观念，端正年鉴办刊理念。办刊理念的转变，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创新。

二、体例创新：重点是拓展年鉴题材的时空范围，丰富年鉴内容的表现形式

年鉴按一定的规矩编纂而成，这些规矩的总和，就是年鉴的体例。简言之，年鉴体例是年鉴组织形式和编纂规范的统称。体例虽是形式，却可以对年鉴的内容选择和安排起到很大的制约作用。要改变年鉴内容单薄、资料单调、表现形式单一的现象，提高年鉴的内容质量，必须创新和完善年鉴体例。体例的创新，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适当突破年鉴题材的时空范围

1．空间范围的突破，要以本地、本行业信息资料为本，以相关地域、相关行业信息资料为用　年鉴是对应领域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它的基本任务是全面收录对应领域的基本情况和重要资料。任何年鉴毫无疑问都应当以对应领域的信息资料为主要内容，其栏目应当覆盖本地方、本行业的所有领域，内容选择也应该涉及对应领域的所有基本情况和大事要闻。否则，就不能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现实世界和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地方、行业和单位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年鉴用少量的篇幅（以不超过总篇幅的10%为宜）反映相关地域、相关行业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而由于年鉴相关地域、相关行业领域的信息资料汗牛充栋，又有必要以有用性为标准，严格筛选，为我所用。基本的用法有两种：

一是运用“他山之石”（外界材料）对比说明本地方、本行业的发展情况。例如，一些省级综合性年鉴采用二次文献（表格）的形式，介绍周边省份乃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用以对比说明本省的发展状况及其所达到的水平。《上海年鉴》还专门开辟“对比资料”部类，运用外界资料对比说明本市的发展现状。武汉、南京、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年鉴也开辟“某某城市圈”专栏，收录周边城市的基本情况，并通过提供本市与周边城市交流互动的资料，说明本市的发展环境与条件。《成都年鉴》则用8个页码的篇幅，刊载“全国重点城市主要指标比较”，读者通过这些对比资料，不但能够较好地把握成都市的发展状况，而且能够了解国内同类城市的发展现状。

二是有选择地收录一些与本地方、本行业相关的特色资料，充实年鉴的内容。例如，《中国轻工业年鉴》就设有一个与轻工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大篇——市场篇，用150多个页码、三四十万字的篇幅，详细记述政策导向、市场动态、发展预测、海外信息等，还在附录篇中收入几万字的国外轻工业资料，这就有效地将中国轻工业置于市场经济和世界同业的广阔背景之下，不但赋予了年鉴较多的时代意义，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年鉴的内容，增大了年鉴的信息量。

遗憾的是，我们相当多的市、县综合性年鉴和地方专业年鉴都没有养成收录外界资料，运用外界资料对比说明本地方、本行业发展现状的良好习惯。其中的原因，除了人手少、收集资料力不从心之外，主要还是受“志不越界”观念的影响。地方志的源头是地理书，至今还有人认定其为地理书。因此，志不越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其传统习惯。年鉴的源头不是地理书而是古代的历书。在历书基础上增加农耕和生活知识、时事新闻及统计资料，历书才逐渐演变为现代年鉴。年鉴内容基本没有完全受地域、行业局囿的传统习惯。年鉴同仁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正本清源，更新观念，放开手脚调整年鉴的内容选择和安排。

2．时间范围的突破，要以年度性资料为主，以历时性资料为辅，不完全排除前瞻性资料　之所以要以年度性资料为主，是因为年度性是年鉴的基本属性。年鉴的基本功能是如实反映对应领域的年度情况，年鉴的基本题材一般都有年度性要求。以年度性资料为主要内容，是年鉴题中应有之义。年鉴如果不以年度性资料为主要内容，就没有必要逐年编纂连续出版，也就不成其为年鉴了。

之所以要以历时性资料为辅，是因为现实总是割不断历史，年度性资料与历时性资料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年鉴适当选收一些历时性资料，可以使年鉴更加全面、真实、深刻地反映年度情况；条目编写适当运用一些历时性、背景性资料，也可以更为有效地说明年度情况，并能够提高条目内容资料的完整性。在年鉴编纂实践中，不少年鉴都有选择地收入一些历时性（回溯性、背景性）资料，对年度性资料进行衬托，或运用历时性资料与年度性资料进行对比，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例如，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2016年就会有不少年鉴开辟“十二五回眸”之类的专栏，收入一些回顾性文章或回溯性大事记。一些年鉴还会以统计表格或示意图的形式，勾画当地或相关行业过去五年的发展轨迹。而更多的年鉴则在记述年度情况时，将其与上年的指标数据进行对比，说明本年度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

之所以不完全排除前瞻性资料，是因为不少前瞻性资料也具有存查价值，谨慎地选刊一些前瞻性、预测性资料，可以提高年鉴的咨询功能。由于连续刊登预测性资料而名扬四海的年鉴要数北美的《老农夫年鉴》。顾名思义，《老农夫年鉴》本是一部农民年鉴，内容涉及天文、气象、园艺、农耕及生活常识等。但由于它刊有出版后连续18个月美国各地的天气预报，而且据说平均准确率高达80%，这就使得它声名远播，读者面大大超出农民和园艺工人的范围，成为普通人家庭必备的工具书，同时也成为各国军事情报机关必须收集的资料。由此可见，年鉴完全杜绝前瞻性、预测性资料是不明智的。当然，前瞻性、预测性资料也不能随便滥用，其内容选择和安排都应当“谨”字当头，精选精编，稳妥处置。

（二）善于运用多种手段反映情况，提供资料

如前所述，年鉴内容资料的表现形式十分丰富，除条目和文章外，至少还有统计表、统计示意图、大事记、专项年表、解释性资料、书目、文摘、题录、名录、照片、索引等十多种资料形式。但从已出版的年鉴看，上述多种资料形式尚未普遍运用，相当多的年鉴表现手法还比较单一。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重视配图　图片（主要是照片）能使年鉴内容形象化，并能对相关内容起到很好的补叙作用，对于增大年鉴的信息量，提高年鉴的可读性，作用不可低估。一些重大事件、社会珍闻、重要人物活动转瞬即逝，无法再现，反映这些事物和人物活动的照片，便是弥足珍贵的文献和史料，具有长久存查价值。国内早年创办的一批省级和中心城市年鉴都十分重视配图，一部年鉴配发一百几十幅照片是很常见的事。但进入新世纪以后创办的大批市、县综合性年鉴和地方专业年鉴，配图往往被忽视。今年1～5月，由于讲课需要，我调阅了5个省6个地级市的46种市、县、区年鉴，结果发现：正文完全不配图的有13种，占28.3%；正文配图很少（配图在30幅以下）的有26种，占56.5%。两者相加，比例高达84.8%。这种局面令人忧虑。当今社会已经进入读图时代，而我们的年鉴编纂出版者，完全不顾读者的感受，也不考虑读者的实际需要，依然我行我素地使用最原始的叙述方法，对读者进行自卖自夸式的说教，还有人买账吗？不可否认，其中一些正文不配图或很少配图的年鉴，书前也有精心设计、印工考究的彩图专辑，收入数十幅彩色图片，分别反映领导活动、大事要闻和地方新貌，等等。问题是，这样的设计和安排是否恰当？我认为，与其花很大精力和成本精心炮制彩图专辑，不如认真做好随文插图工作。因为图文并茂是现代出版物的理想和追求，而前有彩图专辑，后面完全不配图，根本无法达到图文并茂的要求。如果彩图专辑和随文配图两者不可兼得，那么，应当宁要后者，不要前者。带有强烈宣传色彩的彩图专辑并非是年鉴最理想的表现手段，甚至于不完全符合工具书的体例要求。尤其是已经采用全彩色印刷的年鉴，更加没有必要保留书前彩图专辑。

随文配图应当围绕“图文并茂”4字做文章。首先，图片要跟着内容走，即配不配图，配什么图，配单图或是组图，完全由年鉴内容决定。其次，配图数量要足够，全书图文比尽可能达到1∶5～1∶4的高水平，这样才能基本满足读图时代读者的需求。再次，配图要合理，这就要均衡插图，力求图片资料的广泛覆盖、全面覆盖。

2．增加统计图表数量　统计表是用简练的文字、数据，对事物进行归类、概括、分析、比较的表达方式。年鉴作为资料性工具书，必然收入大量的数据；而作为数据常用载体的统计表，在年鉴中自然会大派用场。统计示意图也是用少量文字、数据、线条和几何图形，概括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一种资料形式。统计图表的共同特点是具有直观性和便览性，可以化繁为简，方便读者查阅和检索。国内外编得较好的年鉴都刊有数量不菲的统计图表。日本《朝日新闻》每年刊载统计图表数量达800～900件，占据年鉴一半以上的篇幅。《中国机械工业年鉴》每年在“统计资料”部类中收入统计表150多页，另外还在其他部类收入统计图表上百件，全书统计图表所占篇幅比例达到40%。《中国农业年鉴》每年在“农业统计资料”部类中收入统计表218页，在附录中收入“中国农业同国外农业统计比较”图表40多页，仅这两项相加，就占全书总篇幅的53%。以此反观我们的地方年鉴，尤其是为数众多的市、县年鉴，统计图表的运用实在差强人意。以我不久前拜读过的46种市、县、区年鉴为例：其中约60%不设“统计资料”部类，其他部类也没有统计资料栏目；统计图表所占篇幅比例在10%以上的18种，不足10%的29种，完全没有统计图表的5种。

统计资料是年鉴三大标志性内容之一，地方年鉴不设统计资料部类，或很少运用统计图表甚至完全没有统计图表，是一个很大的体例缺陷，应当想方设法加以弥补。在我看来，地方综合性年鉴统计资料部类没有二三十页篇幅、三四十个表格，很难说得上内容丰满、资料详尽，很难与年鉴内容性质相匹配。而全书没有100个以上的统计图表，统计图表版面不足总篇幅10%的年鉴，也很难说得上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很难证明编辑人员下足了工夫。

3．善用解释性资料　解释性资料又称链接资料，这是因为这种资料通常是在条目正文涉及某些独特资料、专门知识或新名词、新概念时，由于篇幅和写作规范的限制，不便展开表达而派用场的。或者说，是为免除正文的“肚兜”而以解释性资料的形式加以链接的。链接资料是深度解读条目内容、提高条目内容完整性的需要。善用链接资料，可以有效地提高年鉴的资料性，丰富年鉴的表现形式。可是，目前多数地方年鉴对这种资料形式尚未加以运用，少数年鉴虽有运用，但数量偏少，文体形式也比较单一。其实，链接资料完全可以不拘一格：可以是说明文，也可以是开列式文字；可以是统计表、示意图，也可以是文摘、名录、大事年表；可以用于解释条目内容涉及的新名词、新概念，也可以用于说明重大事件的背景，还可以用来提供预测性资料，等等。例如：某些历经多年完成的重大建设项目，在条目对其作记述时，可以链接项目建设大事年表或进度表；介绍物价变动的条目，可以链接物价走势示意图；某些重要展会的专记条目，可以链接历届展会基本情况一览表；抗灾救灾专记条目，可以链接重大自然灾害灾情；介绍重要评奖活动的条目，可以链接获奖项目名单；介绍精准扶贫的条目，可以链接近期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等等。

4．为文摘、书目、题录、名录等开辟栏目　文摘即文献摘要，是对文章、书籍内容准确、扼要而不附加任何解释或评论的简略表述。其特点是忠于原著，简明扼要，可读性强。书目、题录、名录是有序编排的文献线索，虽不能提供详细内容，却能提供可以追踪的线索，是工具书常见的实用资料，也是年鉴应当开发利用的二次文献资料形式。

国内出版的地方年鉴，最早运用文摘等二次文献形式汇辑资料的当首推《武汉年鉴》。该年鉴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设有“书目·文摘·题录”部类，其中的“文摘”栏目每年安排约1万字的篇幅，汇辑有关武汉的重要研究成果的摘要，成为年鉴的一个亮点。国内出版的行业年鉴、专业年鉴运用文摘等二次文献资料形式更为常见。例如，《中国出版年鉴》就设有“书评文摘”“报刊书评索引”“专题书目”“获奖书简介”“新书推荐”“畅销书目”等栏目，每年分别以文摘、书目等形式，推介各类图书两三千种。该年鉴还专设“名录”部类，将全国上千家出版机构尽收其中。这样，年鉴内容不但涵盖国内出版界最新、最重要的成果，而且覆盖所有的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内涵十分丰富，信息量非常大。我创办并主编多年的《中国—东盟年鉴》，也常设“论文摘要”“研究成果题录”栏目，每年分别以文摘形式介绍东南亚研究重要论文数十篇，以题录形式介绍东南亚研究成果数百项，篇幅虽只有几万字，却具有很大的内容张力。以上几个实例，对大家也许会有所启发。

三、内容创新：重点是创新框架，转变记述重点

（一）创新框架

框架的作用，一是贯彻年鉴体例，二是框定年鉴内容，三是明确信息资料的归属和层次。框架在年鉴编纂中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要创新年鉴的内容，必须创新框架。

创新框架的具体原因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相当多的年鉴框架比较陈旧，栏目设置、内容结构跟不上时代。例如，早在十多年前，中央就已将政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相提并论，并对四个文明建设的内涵作出具体界定，后来又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界定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但不少地方年鉴的编辑人员在进行框架设计时，完全不考虑这个变化。在他们设计的框架中，只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栏目，不见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栏目，四个文明建设得不到全面反映。而“五大建设”的提法，在绝大多数地方年鉴的内容分类和框架设计中，也难觅其踪迹。又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几乎每一座城市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这些外来务工者血与汗的积累。换句话说，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人间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两亿多农民工以及他们家人的巨大牺牲换来的。在经济发达地区，外来务工者已与当地户籍人口相当，甚至大大超过当地户籍人口。说他们为当地人撑起半边天，说没有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当地经济不可能大发展，人民不可能幸福，一点也不为过。但是，直至今天，绝大多数地方年鉴都还没有开辟外来务工者（或新市民）的栏目，甚至查不到有关他们工作和生活状况的任何资料，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外，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各个领域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知识、新概念不断出现。西部开发、“一带一路”建设、“互联网＋”、“走出去”战略、经济转型升级、公共财政、精准扶贫、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海绵城市、全域性旅游，以及政务公开、干部公推公选、公平正义、人权保障、志愿服务等等，在很大范围内先后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作为记录现实并为现实服务的资料性工具书，任何地方年鉴都应当及时抓住诸如此类的社会热门话题，经过严格筛选、重新提炼和概括，设立新的栏目、淘汰过时的栏目。但从已经出版的地方年鉴来看，显然还做不到这一点。以我不久前拜读过的46种市、县、区年鉴为例，其中大多数基础框架就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上，明显缺少新世纪、新时代的气息，许多新事物、新资料完全与年鉴无缘。这就足以说明我们许多年鉴的基础框架不尽如人意，迫切需要调整、需要创新。

二是年鉴框架雷同化、模式化问题比较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还以我不久前拜读过的46种市、县、区年鉴为例。其中一个地级市的8种县级年鉴，全部按照所在地级市的年鉴框架依样画葫芦，除了书前彩图专辑的一些小栏目和书后附录的内容选择略有区别外，整个基础框架如出一辙，主要栏目雷同率接近100%，是框架模式化的典型。其余5个地级市的30多种县级年鉴，基础框架的雷同率也都在90%以上。在这些年鉴框架中，农业大县见不到农业大县的特点，工业大县见不到工业大县的特点，林业大县见不到林业大县的优势，矿业大县见不到矿业大县的优势，旅游大县也见不到旅游大县的与众不同之处。几乎所有地方特点、地方的强项和优势，全部被抹杀。这就大大削弱了年鉴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造成地方年鉴众人一面的严重后果。基础框架的模式化，对年鉴事业来说，后果是灾难性的。而要跳出地方年鉴模式化发展的陷阱，就必须创新年鉴的基础框架。

创新框架的基本要求和做法：一是与时俱进，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随时调整栏目，以利于年鉴及时反映新情况、记述新事物。二是突出地方和行业特色。地方综合性年鉴要从地方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积累和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出发，抓住地方的强项和独到、独特之处，设计出独具特色的框架；通过栏目的特色化策划，实现年鉴的个性化、风格化。地方专业年鉴也要从本专业、本行业发展的环境条件出发，突出自己的专业特长和行业特点，设计出专业味、行业味浓厚的框架。

（二）转变记述重点

所谓转变记述重点，就是由着重记述日常工作、管理事务向着重记述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转变。为什么要转变？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而不是官书，资料性是它的第一属性，提供切实有用的信息资料是它的第一要务，全面记录社会现实并为现实服务是它的主要功能。第二，党政机关的管理事务、日常工作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但不是社会现实的全部，在年鉴中可以合理记述、概括记述，但不应着重记述、详细记述。不能将年鉴编成党政机关的记事本和领导干部的功劳簿。第三，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是大多数中外年鉴的记述重点、内容重点，广大读者从年鉴中查考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也早已形成习惯。年鉴编者应当尊重读者的阅读检索习惯，自觉地将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作为年鉴的记述重点、内容重点。

将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作为年鉴的记述重点，首先要加强基本情况、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和记述。全书的综合情况（概况、总述），各部类（大行业）的综述，小行业的概况或概述，都要按“概而全“的原则进行设计，做到内容全面、概括、简约，重要基础信息不缺不漏。既提供相对稳定的静态信息，又概括说明年度发展变化；既用文字概括说明情况，又提供可资利用的基本指标数据。任何地方年鉴（包括地方综合性年鉴和地方专业年鉴）都要建立健全基本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横要到边，竖要到底，并且尽可能做到纵横可比、连续可比。

将基础信息和大事要闻作为年鉴的记述重点，还必须加强年度重大事件、重要新闻的记述。大事要闻的记述，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完整性。即记述要素尽可能求全，前因后果要交待清楚。例如，对一个历经磨难、多年建成的重大投资项目，不能只讲竣工投产的美好瞬间，而应当运用倒叙手法或资料链接方法，交待何时筹建、何时动工、经历哪些波折，等等。对一场重大人为灾难事故，也不能只讲领导亲临现场组织抢险，处置有方，灾害减轻到最小程度，而应当讲清事故的原因、损失情况、处置过程、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等等。对于读者来讲，资料用时方恨少。相对完整的资料对读者才有较高的利用价值，残缺不全的资料让人不敢轻信、无法利用。二是客观性。即要忠于事实，一是一，二是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兼顾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既讲成绩、经验，又讲缺点、失误；述而不论，寓观点于事实之中。三是可靠性。这就要反复核实，多方求证，确保所记大事要闻真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