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的起源

　　一九二九年，法国史特拉斯大学的两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洛赫(Marc Bloch)等人创办了一份名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杂志（后来被通称为《年鉴》(Annales)的学刊，该杂志自创办共用过四个名字，除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名称外还有三个名称分别是《社会史年鉴》《社会史交融》《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围绕这个刊物聚集起的一批史学家，中心人物除了费弗尔、布洛赫外，还有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拉布鲁斯(Ernest Labruosse)、肖努（Pierre Chaunu）、莫拉泽（C.Morazé）、杜比(Georges Duby)等，他们被称为"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有三个重要的历史观点：追求总体的历史、注重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和重视社会心态和精神面貌。总体史即是将政治、军事、经济贸易、社会状况、法律制度等各方面做出叙述，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地理环境史指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认为环境对于人类在日常生活、思想、经济方面都有一定约束力和决定性的影响；社会心态和精神面貌指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希望可以从精神状态的研究中为社会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年鉴学派虽对以上观点都进行研究和阐述但都不是年鉴历史学家所独创或始创的，而是传承了法国历史学界前人观点，继而做出延伸或提升。比如在总体史方面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他写有关希腊等地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政治方面内容显示出总体史的风格，但不系统。到了文艺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将总体史的编写付诸实践。到了十九世纪历史学家米什莱的两部著作《法国史》和《世界史导论》更加注重总体史，从而对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年鉴学派在当时虽是新的史学学派但还是跟法国传统史学有一定渊源。

年鉴学派发展过程

　　费弗尔和布洛赫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授时创办《年鉴》杂志，他们在学术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家鼓励，是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的重要原因。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些为以后的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的努力，布洛赫也因参加抵抗运动被德军枪杀，但基本方向却在战后为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所遵循。其标志不仅是作为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心的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的建立和《年鉴》领导班子的改组，更重要的是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出版，提出了关于三种历史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设想，成为年鉴派在历史认识论上的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心态史学和计量史学成为年鉴派的另两项突出成就，伏维尔、阿里埃斯、芒德鲁等是前者的专家，而菲雷、肖努等则是后者的代表人物。

　　1969年，《年鉴》杂志的领导班子再次改组，年鉴学派进入第三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勒高夫、埃马努埃尔•勒华•拉迪里、马克•费罗等人。他们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

　　进入70年代，年鉴学派出现第四代史学家，他们倡导"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但逐渐也从反模式的角色转变为一种模式，亦有僵化停滞之危险。

年鉴学派的意义

　　年鉴学派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20世纪后半期逐渐传入中国并发生重要影响。年鉴学派出现的意义在于传统史学中历史的一成不变的节奏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共时性的"，与传统史学的那种"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就十分合乎逻辑。但"共时性"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社会时间"扮演了这个角色。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另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

年鉴学派及其代表作被评介和翻译到中国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中国学术界已多少透露出年鉴学派的讯息。从现存文献来看，比较早的在中国提到年鉴学派的是，发表在《史学译丛》1956年6期上的，由俞旦初翻译的苏联学者加斯顿•马纳科尔达的《第十届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上的现代史学的主要流派》，不过那时把“年鉴派”翻译成“编年”学派，文中还提到“布洛克的著作‘封建社会’、布洛杰里的著作‘菲立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张芝联在回忆早年的史学研究时说：“1960年，贵阳师范大学历史系约请北大教授去短期讲学——‘传经送宝’，我去讲了一周，题目是《西方史学流派》，我介绍了四个流派：德国学派、年鉴学派、文化形态学派、大企业史派。”他后来在北京大学继续开这门课程。1961年三联书店出版康恩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一书，把年鉴学派说成是 “取得了一些无庸置疑的成就”，“也发展了一些严重错误的、片面的和反动的思想”。可见，那时中国史学界对年鉴学派是有所了解的，不过总体上，“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中国史学界对年鉴学派还是知之甚少的。”　　改革开放以来，年鉴学派的输入成为西方史学输入的突出现象。张芝联翻译了玛丽安•巴斯蒂《法国历史研究和当代主要思潮》，连载在《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2、3期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年鉴学派。夏伯嘉在《史学评论》第一期（1979年）上发表《马克布洛克与法国年鉴学派》，比较早地在台湾传播起年鉴学派的史学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年鉴学派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年鉴学派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对中国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影响了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对象、方法和其他诸多理念的变化，对中国史学范式或者模式的改变发生了影响。对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及现代化，特别是促进历史学家开阔视野、深化认识、更新观念、拓展方法，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