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家族繁衍、活动档案材料的家谱，保存了历代不同地区与世系活动相关的丰富资料，它对于相关学科，诸如社会史、移民史、人口史、地方史等都具有史料价值，这已为众多的有识之士所论证。几十年前，史学大师顾颉刚认为：“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入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名外博求史料。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两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 　

顺着历史的脉搏，追踪家谱的起源，我们可以把中国家谱追溯到先秦时代。“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定系世，辨昭穆”是家谱最基本的作用。这句话说明，早在周代，政府就设立“小史之官”，其职责是专管“定系世，辨昭穆”。

秦统一天下，王侯将相失去原有的势力，社会格局重新划分，即“秦兼天下，划除旧迹，公侯子孙，失其本系。”汉初问世的《世本》：“叙黄帝祖世所出”，记载了从黄帝到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迁居、名号等，被认为是中国家谱的首创之作。谱牒之名真正出现可以说是在汉朝，存世的有刘向撰《世本·王侯大夫谱》二卷等多部谱牒专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谱牒为官方垄断。“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状，以备选举。晋宋齐梁因之。”“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这段话充分说明了魏晋南北朝时，谱牒得到充分的重视，国家专设“图谱局”（相当于现在的方志办）。官僚的任命，婚姻的选配，贵贱的划分，都根据“簿状”或“家状”，即谱牒。和国史、方志一样，家谱是“考定详实”的依据，得到官方正式认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修谱之风盛行，谱牒学应运而生，谱学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隋唐时期，修谱继续为官方掌握。“唐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重新排定姓氏等级，将全国姓氏分为9 等，293姓，1651家，李姓列为一等，外戚列为二等。武则天在位时，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姓氏录》共收录235姓，家，将武姓列为一等，对原来的士族、庶族作了重新调整，打击了原有士族的势力。唐中后期，民族大融合，门第更替，谱学得到进一步发展，且私家修谱逐渐流行，如《唐书·艺文志》中就载有《司马氏世家》二卷、王方庆《王氏家牒》十五卷、《颜氏家谱》一卷等谱牒类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百一十七卷。五代十国时期，兵荒马乱，百姓颠沛流离，名门望族衰败，谱牒散佚，谱学也随之沉没。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

宋代，中国家谱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前代相比，其功能由以往的“别选举，定婚姻、明贵贱”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本族伦理教化作用。且在这一时期，私家修谱进一步发展，取代官方修谱，成为主要的编纂方式。这里必须提到欧阳修和苏洵，他们综合前人修谱经验，结合前人修谱体例，自创谱法，分别修纂的《欧阳氏谱图》和《苏氏族谱》，为后人所仿效，奠定了后世修谱的基本体例。

明清时期，私修家谱蔚然成风。在苏浙皖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几乎姓姓修谱，家家藏谱，且有些家谱一修再修，连续不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连续出版物（如今存世的大多是这一时期的家谱）。特别是在清代，伴随着大规模的修谱活动，随着活字印刷的广泛流行，在我国东南及安徽、湖南、四川等地，民间出现了专门替别人排修家谱的“谱师”、“谱匠”。每到秋收以后，这些人就挑起活字担子到各个乡镇的祠堂为人家印修家谱。由于这些人的出发点是以赚钱为目的，且自身的学识水平也不高，因此，他们所修的家谱就良莠不齐，甚至有冒宗乱祖，妄加攀附名门望族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家谱被打入禁区，大量的家谱被焚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文化氛围的日渐宽松，家谱得到一定的发展，有的地方成立家谱研究组织，许多地方民间修谱也纷纷行动。

绵延几千年的修谱活动，可以说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同步，贯穿于整个中国社会，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其他少数民族也修谱）。连绵不断的修谱活动，留下了相当可观数量的家谱。目前所能统计到的1949年前编修的家谱，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就有一万多种。其他如浙江、广东、安徽等地公藏家谱也在千种以上，海外收藏的也不少。但更可观的是大量散藏于民间百姓家中的族谱，其数量根本无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