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小调是流传于张掖及其周边地区的民间音乐形式，是张掖本土音乐代表之一。作为发源于祁连山下、丝路古道、河西走廊的传统说唱艺术，是劳动人民长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创造的民间艺术瑰宝。它的形成与发展，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紧密交织，与河西走廊经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历经多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淬炼和演变。

1987年，考古人员在张掖东灰山遗址发掘中，获取了两件陶埙，经考证为4000年前文物。这一发现，将河西走廊音乐史追溯至4000年前，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陶质四音节吹奏乐器之一，填补了中国西北地区史前乐器的空白，实证了张掖本土音乐的源起。其制作工艺与声学设计为研究史前音乐发展提供了关键物证，相较同时期其他遗址（如河南贾湖遗址的骨笛），东灰山陶埙具有更强的实用性与便携性，反映出河西走廊早期音乐文化的独特性。特别是其“四音节”设计，突破了传统认知中原始乐器的简单音域限制，为研究早期音乐理论提供了新视角。这些原始乐器，可能用于祭祀、劳动协作或节庆活动，不仅为后世音乐传统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证明在史前时期，张掖先民就已经掌握了乐器制作与音乐表达能力，已经在通过音乐表达对自然、生命的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张掖音乐融合奠基、从地方乐种到国家正声的重要发展阶段。北凉王沮渠蒙逊融合龟兹、胡羌与汉族音乐，创造了《秦汉伎》乐舞，后改编为《西凉乐》，完成了中原雅乐、西域胡乐、本土民间音乐的创造性融合，其乐器组合、曲式结构、表演形式均达到当时的艺术巅峰。《西凉乐》作为北魏宫廷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隋唐音乐的繁荣埋下了伏笔。而民歌小调则形成《陇上声》等地方特色曲目，其“4”“7”音的特殊唱法成为后世甘州小调的重要标识。同时，高僧鸠摩罗什在河西走廊译经弘法，推动佛教仪轨音乐发展，形成了兼具西域梵呗与中原雅乐特色的佛曲，不仅在寺院仪式中使用，还通过民间庙会、法会渗透到世俗生活，影响了唐代《霓裳羽衣曲》的创作。

唐是甘州音乐发展的黄金时期。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凉乐》正式定名为《西凉伎》纳入宫廷“七部乐”（后扩为“九部乐”），确立了其“国乐”地位。唐玄宗时期，张掖《西凉乐》进一步发展为《甘州大曲》，被列为“十部乐”之首，成为宫廷部乐的核心曲目。《甘州大曲》是诗乐舞一体的大型套曲，其结构复杂，包含散序、中序、入破等多段。这一时期，河西节度使又向宫廷进献《甘州》边塞曲，演出规模达153人，足见其宏大。安史之乱后，宫廷乐师流落民间，大曲逐渐分解为《甘州慢》《甘州破》《八声甘州》等小曲，保留了大曲的旋律框架，但篇幅缩短、语言通俗化，更便于民间传唱。

宋代城市经济兴起，市民文化需求推动音乐形式进一步简化。这一时期，张掖先后为西夏、金朝等政权统治，其音乐发展与西北民族政权的文化政策、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及多民族交融密切相关，形成“蕃汉合流”的声乐形式。《甘州大曲》片段被截取为词牌，衍生出《八声甘州》《甘州遍》《甘州子》《甘州曲》等词牌，用于填词创作和日常演唱，衍生出更多贴近市井生活的民间小调。此时的甘州小调已具备初步的叙事性和即兴创作特点，成为百姓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元代甘州作为甘肃行中书省的治所（至元十八年，1281年设），成为河西走廊的政治、经济中心。受蒙古统治、元曲繁荣、民族融合等因素影响，甘州小调吸收北方少数民族音乐元素，衍生出《倒排甘州》等变体新曲牌，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形态与文化内涵，其表演形式更趋民间化，从宫廷雅乐进一步转向民间，更强调群众性和参与性。

明朝设“陕西行都司”于张掖，作为九边重镇之一，大量中原士兵与移民迁入，带来了江南、西北等地的民间音乐。而茶马互市的繁荣，也使张掖成为商业枢纽，各地商帮带来不同的戏曲、民歌元素，与当地少数民族（如裕固族、蒙古族）的牧歌、情歌融合，形成具有边塞特色的“甘州民歌”。清朝统一西北后，多民族统一国家下的张掖音乐进一步繁荣定型。《甘州古乐》在清代文献中记载为“融合汉唐遗音与西域胡乐”，成为后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活化石”。甘州小调与民间社火、节庆活动深度结合，表演场所从宫廷、寺庙转向街头巷尾，伴奏乐器以板胡、笛子为主，形成兼具叙事性与表演性的“社火曲子”表演形式。其领唱、对唱、即兴编词等元素融入小调，内容更具生活气息。《膏药匠词曲》等曲目成为社火必备唱词，通过“问对”形式传递吉祥祝福或生产经验。移民与商业活动带来的秦腔、眉户等戏曲元素，也进一步丰富了小调的唱腔和表演形式，成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活态见证。清末，甘州小调已逐步形成固定曲目，积累曲目达200余首，题材扩展至爱情、劳动、劝善、时政等领域，语言朴实幽默，成为岁时节庆、婚丧嫁娶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堪称河西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

清末至民国时期，河西走廊历经战乱，甘州作为区域中心屡受波及，传统社火、节庆活动因社会秩序崩溃而大幅减少，甘州小调的传承链濒临断裂。据1920年代张掖县志记载：“兵燹之后，城乡社火多废，小调传唱者十不存一。”战乱导致艺人流散、曲谱遗失，《倒卷珠帘》《绣荷包》古谱等部分稀有曲牌失传。同时，新式教育的推广，使年轻一代转向科学文化学习，传统“口传心授”的音乐传承模式失去了土壤。民国时期，张掖创办的新式学堂中，音乐课以西方乐理和革命歌曲为主，甘州小调被视为“乡野俗乐”，未纳入教育体系。1941年《河西教育通讯》记载：“乡村青年多入新学，能唱小调者皆耆老，少壮子弟耻于习之。”战争与社会变革导致年轻一代对甘州小调认知度大幅下降，仅存少数老艺人通过口传心授延续火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州小调通过改编传统曲目，注入革命叙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了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发挥了重要的社会生产动员功能。改革开放后，甘州小调在城乡再度活跃。2008年，甘州小调被列入甘肃省第二批省级非遗名录。2021年5月24日，甘州小调入选传统音乐类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获得“国家级非遗”身份认定。目前，挖掘、收集和整理的甘州小调词谱有200多首，各级传承人62人，但真正掌握完整曲目和表演技艺的核心传承人不足15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民俗活动日益减少，甘州小调的表演载体——庙会、婚丧仪式、农耕庆典等逐渐式微。特别是在流行文化冲击下，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短视频内容占据了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时间，对年轻人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甘州小调被视为“过时娱乐”，演出区域从全域缩至城乡零星村社，成为零星且带有“表演”性质的活动，甘州小调活态传承与发展进入困境。如何解决甘州小调传承人断代问题，实现内容及形式的守正与创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