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武城的月氏人，是各国学者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它本身的问题也较多。

　　月氏的读音，众说纷纭。有的读月氏(yue shi月是)，有的读月氏(rou zhi肉支)，有的读月氏(yue zhi月支)等，前后共有14种之多，但大都在学术界争论，惟有张西曼的“肉支”读法，影响最大，谬误最深。他是根据时代极晚的《金壶字考》的一条记载，说古体月(古肉字)形近月，是误将月念成月，恢复它本音应当念月(肉)，也就念“肉支”了。岑仲勉教授极力驳斥张氏“竟欲以后世版本偶然之错误，遽然推翻旧说，犹之用极少材料，图建新厦，未免希望太奢，自信过步。”岑说，六朝时月氏僧侣来华者甚多，他们都姓“支”(六朝时氏、支同音)，取其国名中的支(即氏)作为“国籍”的标识，国家观念极强，人们将其出生国的月氏念成“肉支”，他们不会无异议，然而未见有异议的记载。实际情况是：当时没有“肉支”的读法。月氏的读法比较准确的应该读月氏(月支)。注《汉语》的颜师古说：“氏音支。”又说：“《山海经》作月支，支、氏通。”玄应《一切经音义.四》说：“月支亦名月氏。”学者们在“氏”音上考证多，而“月”音无考证，是月字的读法无歧义，氏字的读法歧义大。这也是一证。故“月氏”应读“月氏(月支)”无疑。

　　月氏的名称，林林总总。岑仲勉主张《穆天子传》中的“同崩邦”就是月氏，它的首领就是蒯(古蒯字)柏綮。剪伯赞说《左传》中的“虞氏”，《管子》中的“禺氏”，(稽瑞引作“愚氏”何秋涛说《逸周书·王会篇》中的“禺民”，王国维说《穆天子传》中的“禺知”，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的“月氏”；近人还加上的“繇诸”、“析支”、“华胥”等等，除“崩邦”外，认为统统都是月氏一名的同音声转。也有的学者不同意，以为不能“专靠对音来解决问题”，应该另辟研究蹊径。究竟如何是好，还有待从多方面更深入地研究。对音亦不失为研究途径之一。不过，“虞氏”、“禺氏”、“禺知”等训为月氏，也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

　　月氏的种族，五花八门。月氏人属何种族，早在18世纪中叶，居尼斯就认为是鞑靼族。嗣后，克拉普洛忒起初认为是藏族，不久，又改旧说，认为是日尔曼族的哥特人。拉森认为是突厥族，日本的藤田与白鸟倾向此说。白鸟还补充说：大月氏(西迁后谓大月氏)在印度所铸货币，其王之面貌固不一律，但概括言之，鼻梁钩曲之处，类似闪( shen审)族。威尔斯认为大月氏与匈奴同种。梁启超认为是甘肃境内“一小蛮族”，但未指明是何种小蛮族。杨建新认为是河西地区的“老住户”，“土生土长的古老民族。”

月氏的种族被说得如此五花八门，可见月氏人影响之大。它们究竟属何种族，还待继续深入研究，不过笔者认为它可能是东灰山人的后裔。它既具有本民族的特征，因与邻近民族长期相处，故也与别的民族有某些相似之处。《史记·大宛列传》云：“行国也，随畜迁徙，与匈奴同俗。”《后汉书·西羌传》云：“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林干的《匈奴史》中考证，月氏人与乌孙也有相似之处。既似这个民族、那个民族，又不是这个民族、那个民族，正好说明它有本民族的特征。它就是月氏族。

　　月氏的由来，莫衷一是。梁启超、胡适、杨建新等主张本地“土著”说。何秋涛认为是北方民族，王国维发挥了何的观点，根据《穆天子传》记载，认为月氏人是秦汉时从雁门(今山西境内)西迁到河西来的。孙智辉以为是从塔里木盆地西南角帕米尔(古葱岭)一带的游牧民族迁来的。他认为帕米尔一带是我国古民族的发源地，强盛后东迁、逐渐进入中原。月氏人就是东迁时留在河西的。剪伯赞则认为月氏人是“鄂尔多斯”的后代，他说，月氏是夏族的一个原始民族，是羌族的一支，最早住在鄂尔多斯(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在史前时期，一支东徙中原，一部残留原处，一支西徙甘肃，还有一部分西徙到塔里木盆地。春秋时叫“禺知”，又渐渐移至河西，秦汉时叫月氏。他们被匈奴击败西迁，“则不过追随其祖先的足迹而己。外国学者分歧也很大。比如日本的著名学者桑原骘藏，对何秋涛的看法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而日本的羽田亨却认为是突厥族徙来等等。

　　月氏人究竟是河西的老住户，还是外来户？目前还是个谜。但本土论值得重视，可惜未作具体论证。郭厚安等先生主编的《甘肃古代史》具体提出了“沙井文化”与月氏族有关系的看法，是很在意义的探索。不过，笔者在认真研究了民乐东灰山、山丹四坝滩以及河西其他某些遗址后觉得，月氏人似乎是东灰山人的后裔。

　　“东灰山人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末、主要生活在夏代(前2070-1600)。夏代以后是商代，商代他们生活在何处？生活在山丹弱水(今山丹河)流域的四坝滩。为什么？一是水源问题。东灰山居住的六坝滩(今民乐县六坝乡东北不远)，到后期逐渐断水而荒漠。山丹的四坝处在长流水的弱水边，东灰山人要生存必需要找水源，除主要部分东迁到陇东环江流域(今庆阳地区)外，其余人距弱水仅20余公里之遥，有贸易交往经历的东灰山人，他们的地理概念是更容易到达的。他们就从断水的六坝滩移徙到了四坝滩。

二是陶器间题。东灰山和山丹四坝滩两处遗址出土的陶器，其面貌和特征，基本是一致的。四坝滩出土的陶器，更像东灰山出土的陶器。同属一种陶器文化，东灰山陶器稍先。三是铜器问题。两遗址中都出土了铜器。东灰山的已经科学检测，为砷铜；四坝滩的未经科学检测，可能是青铜。青铜比砷铜迟。从以上三点分析判断：山丹四坝滩人可能是民乐东灰山人的后人。有了如此重要的环节，月氏人是东灰山人的后裔就有了合理的一步。有了这关键的一步(指商代)，以后的发展就比较好说了。

　　商代以后是西周。西周时东灰山人的后人生活在何处？在羌谷水(今黑河)之畔。山丹的四坝滩人经长期发展，子孙繁衍，人口渐多，有的顺弱水西流而上，到达了水流更大的弱水干流—羌谷水(两水均从东往西流)之畔。公元前985年，西周的穆王姬满游天下，游到了“禺知”。此事记载在《穆天子传》中。该传以前人们偏向于当传说看，后经多方研究，人们又偏向于当成周穆王的《起居注》。《起居注》，是皇帝身边史官记载皇帝起居言行的书，就属于历史了。既是历史，那么“禺知”是什么？王国维、岑仲勉等知名学者都说：“禺知即月氏”，在今张掖。这个月氏(禺知)的首脑叫蒯柏綮，还向周穆王敬献过礼物。这就是说，西周时，东灰山人的后人山丹四坝人，已发展到羌谷水(今黑河)畔，叫禺知(月氏)了。

　　西周以后是东周。东周分两个阶段：春秋和战国。春秋时，《左传》中提到“虞氏”，《管子》中也提到“禺知”，《逸周书·王会篇》中也提到“禺知”，有人还写成“愚知”。不管“虞氏”“禺知”，还是“愚知”，我国很多权威学者如王国维、岑仲勉、剪伯赞、孙智辉等，都认为就是“月氏”。

　　战国时，则更明确地记载是“月氏”了。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载：“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同传又云：“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

　　在秦始皇病死前后，月氏最强，攻灭乌孙，统一了河西，以昭武城(国都，今临泽昭武)和月氏城(今民乐永固城)为中心，“一二十万骑兵”，叱咤风云，成了河西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民族统领。

但是，即使月氏人是东灰山人后裔的推断合理，那么东灰山人又是从哪儿来的？

　　目前还很难说。但绝不属“西来说”。

　　1997年11月，《科学》周刊报道，人类最早种植的小麦是在九矛年前土耳其东南卡拉贾达山的丘陵上。世界上九个地区的小麦样品，与之比较，皆同出一源。东灰山人种小麦在近五千年前，比土耳其卡拉贾达山的小麦晚了四千多年。卡拉贾达山的小麦是如何传到东灰山的？东灰山遗址只有50-200厘米以上文化堆积层，东灰山人在此不是居住太久，也不是始发人群。他们是从哪儿来的？这又回到孙智辉、剪伯赞诸先生的观点上去了。

　　假设葱岭(今帕米尔)是我们祖先的发源地，那么葱岭之西是土耳其，卡拉贾达山在土耳其东南。由此越过波斯(今伊朗)等即达葱岭。从葱岭再东移，经昆仑山。昆仑山是重要一站，我们的老祖宗老喜欢说“昆仑如何”，可能不是空穴来风。我国古代传说时代的研究专家徐旭生先生的观点，很值得重视。这虽是一些推测，但也不是非非之妄。小麦的一条连线、砷铜的客观情况，都道出了历史的客观事实。

　　这一事实的实践过程，还有待有识之士进一步的探求。很多学者还寄希望于地下的发现。从葱岭到昆仑山到河西，必有一条古道，卡拉贾达山的小麦可能即由此道流人。既能人，也能出，砷铜也极可能由此道传输。古人的迁徙是缓慢的，必在古道上留下遗址。这些地下遗迹被发现之日，也就是我们研究中许多问题获得圆满解答之时。切盼考古工作者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