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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县小海子村的红军故事

Xiao　hai　zi　cun　de　hong　jun　gu　shi

从高台县南华镇出发，沿着312国道线向东行进8公里，顺着小海子水库西堤向北拐下去，一条平坦的乡间道路，带你到一个僻静而美丽的小村庄。说它僻静，是因为这个村子与其他村子相隔较远，可以比作南华镇的“桃花源”。不过这里很少有桃花，多的是红柳。红柳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将红色的种子遍布河西走廊的每个地方，生生不息。说它美丽，是因为如果你站在小海子水库的堤岸上，放眼南望，水波荡漾，水鸟嬉戏，祁连巍巍，绿树绕堤沙，和风入怀袖；北眺则合黎屏画，绿洲高台尽收眼底。如果你曾经面朝大海，呼唤过春天的花海，目睹两幅图画间镶嵌着沃野良田中的小海子村，一定会激情满怀，诗意心生。

就是这样一个村子，曾有过一段悲壮的历史，在历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7年1月，红五军在高台县城被马步芳匪军重兵围困，驻扎在临泽倪家营的红西路军总部派出骑兵师350多人前往增援，在小海子滩突然遭到埋伏于此的数千敌骑袭击，虽经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雍等大半红军将士壮烈捐躯。

驻扎临泽县城（今临泽县蓼泉镇）的红五军得知消息，也出兵增援，在高台渠口以东遭敌阻击，未能成功。两方增援受挫，军长董振堂指挥高台县城内的红五军将士，面对敌人四面八方的猛烈攻击，誓死坚守高台，前赴后继，殊死搏杀。血战九天八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1月20日，高台县城失守，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其以下官兵2800余人（含救援部队）壮烈牺牲。

80多年过去了，小海子村的村民口耳相传着红军的故事。亲历过的老人们都相继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后代继续讲述着红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了下来。

陈加友老人说：“我父亲叫陈希财，在高台城打仗那段时间，父亲带着两个叔叔在老关口（小海子村南的榆木山脚下）建了个炭窑，烧炭为生。有一天窑上来了两个当兵的红军娃娃，山西人，不知是从梨园口过来的，还是从高台城里出来的，对我父亲说要朝东走回老家去，但穿着军装带着武器走不过去。于是，他们搁下了两袋子弹、两把枪、四个手榴弹。又想换衣服，可我父亲也没有多余衣服换，就留下这两个红军吃了一天饭，送他们向东走了。当时我父亲给他们说到西柳沟（现在的新华镇西柳村）去找人换衣服。怕两个红军娃迷了路，我父亲又用拉炭的驴车，把他们送到了西柳沟村外，分别时给他们送上了几个米饭团团，让他们路上吃。红军走的时候已是腊月二十几了，我父亲也要准备回家过年。由于马家军经常搜查炭窑，红军留下的枪我父亲不敢在山里搁，就乘过年回家的机会把枪带到了小海子村的家里，藏到了粮仓里，埋在了麦子下面。

“两个红军朝东走，由于衣服没有换掉，到了张掖沙井子一带就被马家军捉住了，并拉上来带到山里的炭窑上，问我父亲要枪，我父亲说枪在小海子家里。那时候马家军爱搜粮食，过几天就会骑着马到村子里驮粮食来。等到我父亲把马家军和两个红军带到小海子家里的时候，酒泉的马家军在搜抢粮食的时候，已经把武器搜走了。我父亲找不到武器，马家军就不饶我父亲，把我父亲吊在堂屋叉梁上毒打。为了解决这事，家里人把村上的头领张汉武请过来，经他求情调解，卖了我家的3.8亩耕地，将卖地的银元都给了马家军。并且按照马家军的要求，说一把枪顶一个人，两把枪就是两个人，硬把我的两个亲叔叔抓去当兵，这才放了我爸一条命。

“后来听两个叔叔说，他们和两个红军被带到张掖西门上的时候，趁马家军吃饭的时机，两名红军挣脱绳子跑了。马家军审问我两个叔叔，为什么没有报告，还用皮带狠狠打了他们一顿。

“由于在小海子村一带刚打过仗，马家军到村子里搜过红军，专门抓穿灰衣服的人，所以我爸当时也不敢把躲到炭窑上的两个红军带到家里去。有个逃散的红军跟村里的陈加元换过衣服，被马家军知道后，陈加元被吊起来打了一顿，红军的衣服也交给了马家军。张吉堂用馍馍换过一个红军的腰带，也被马家军打了一顿，他母亲给马家军磕头求饶后才放过。

“听我父母说，当时有两个红军姑娘，像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跑到了小海子村的庙里。庙里的道人把她们领进小木房子里，准备藏起来。马家军骑着大马就在后面追赶，直奔庙里来，时间太紧急，来不及藏好，门都还没关上，就被随后骑马赶来的马家军抓住了，当场举起大刀，就将两个红军女娃杀害了。血腥杀戮的场面让村子里的人都非常害怕，马家军还在村子里搜查，没人敢去收尸。过了几天，马家军撤走后，村子上的头领张汉武出面，召集了一些胆大的村民聚在一起商量，把两个女红军的尸体拉到四社的马家林子一带，掩埋在了一户马姓人家的耕地边上。

“因为在这地方打过仗，很多人都见到过散落在野外的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舅舅张进善还在小海子沙滩上捡到了两个手榴弹，交给了当时的白利沟乡政府（现址在南华镇墩仁村）。”

村民张其松说：“小时候听村上大人们说，四社的马家林子里埋过红军，坟的具体位置不清楚。1981年，张学忠的父亲张其福在马家林子开荒的时候，人都说那里埋过死人，他当时挺怕的，硬着头皮开了近20亩地，没有碰到坟堆。现在马家林子里还有50多亩的沙枣、红柳生长着。村上周万忠和张进贤的宅基地上，以前建有一院老房子，在房子的夹墙里面藏过红军。小海子村原来有个庙，占地1亩多，庙墙上绘有很多宗教方面的壁画，里面有个小套间木房子，里面曾放有大刀、长矛等东西。我上小学的时候，这个庙还当过教室，老师经常吓唬我们，说是木房子里面死过人，谁要是不听话，就把谁关进去。木房子一天到晚光线昏暗，黑咕隆咚地很吓人。庙大概是1967年拆除的，当时的村支部书记是陈家福，现在村委会立旗杆的地方就是庙底子。”

原村党支部书记陈建荣说：“村上的人都知道村委会及小学所占的地方就是当年两个女红军牺牲的地方。以前的支部书记张其亮还说过，现在的好日子是红军爷爷一刀一枪打下的，我们不能忘了红军的恩。因此，村上一直有个传统，每年的除夕，村里的支部书记都会在村委会院子里烧纸钱祭奠红军，我当村上的支部书记以来，也一直坚持着这一传统。”

南华镇干部何进文说：“我外爷叫张其仁，是小海子村四社的，1960年迁移去了新疆。1978年我跟家人去新疆看望外爷，当时我12岁，听外爷讲了很多红军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外爷家是村里的地主，家里院墙比较厚，中间都有夹层。当时马家军在村子里搜查红军，我外爷把跑到家里的三四个红军藏到了夹墙里面，幸免被捕。当时夹墙里面也藏过其他群众。红军在夹墙里面躲了几天，等外面风声小了，才向小海子北沙窝方向走了。临走时我外爷还给红军送了炒面和烙饼，红军给了我外爷一个手抄本。在新疆外爷的家里，他还给我看了手抄本，里面写得都是共产党宣传类的内容。当时我问外爷要手抄本，外爷就是不给。外爷去世后，我们全家人都去过新疆，我还专门找那个手抄本，但是没找到，问了我姨娘，她也不知道。”

村民刘占忠说：“我听父亲讲，红军是从临泽倪家营梨园口过来的，从村庄南边的东沙滩至北沙滩一带传来过枪声，仗打了好几天，老百姓都逃出了村子分散躲藏。当时村里有救下来的红军。”

何天财老人说：“我听老一辈人讲，骑马的红军从村子的西沟沿（现在西沟沿的上半段还存在，下半段平整后修建了二社居民点，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走过。马步芳的部队也是骑着马从西沟沿走过。当年打仗时，村里人都很害怕，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纷纷藏起来躲避。上世纪六十年代，村子西沟沿南边有个草湖滩，娃娃子都经常把牛赶过去放牧。草湖里有个不大的坟场，还有个两三米高的土塔。有一天，何登忠放牛时，在土塔上捡到了子弹，处于好奇，就用石头砸着玩，砰砰爆炸，一个眼睛当场就被炸瞎了，从那以后，村上的人都叫何登忠是独眼龙。何登忠的儿子何占红听他奶奶说过这事。”

王怀苍老人说：“1970年放羊的时候，我在小海子村东沙窝捡到过一个铁壳子的手榴弹，拉线已经没有了，里面还有火药。何占忠曾在东沙窝捡到了一小布袋银元，有很多，他就问何占忠要了两个并砸到了自己的扁担上。”

马家军无恶不作，在小海子村的群众中就有很多传闻。陈加友老人的老伴高会兰是小海子村四社人，她说：“小时候听到大人们说过，陈家有一个丫头，16岁时被四个马家军给糟蹋了，过了两天就死了。大人们说这事的时候，还往过去撵我，不想让我们小孩子听这事。”

老人们叙述陈年往事的时候，总能看到他们苍老的脸上呈现出的那份对红军深深地爱怜。是啊，他们的祖辈父辈当年并没有接受多少革命思想，并没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只是出于人性的本能怜惜红军，宁愿自己挨饿，也将仅有的一点吃粮送给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找藏身之处，护送他们离开。这种无私与无畏，不正是我县百姓忠厚善良、坚强勇敢的真实写照吗？

千里河西走廊，自古就是一片充满血性的阳刚之地。大汉风曾在这里刮过，卷走了愚昧和落后。丝绸之路的驼铃声里始终飘荡着华夏民族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豪迈壮举。红西路军将士“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献身精神更是民族魂的真实写照。

红西路军的骑兵师被马家军毁灭了，一支英勇的部队没有被河西走廊边塞苦地的北风冰雪征服，而被冷血残忍的马家军折断了。马蹄声碎，喇叭声咽，正气浩然，残阳如血。黑暗尽头就是光明，风暴过后必是灿烂的阳光，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向上向善的路永远是人间正道，红西路军及其骑兵师的大无畏精神永放光芒。

南望祁连依旧，弱水涛涛西流。天地永恒，高台已是“换了人间”，一座充满灵秀气息的英雄城市拔地而起，风正帆劲，昂扬迈向新时代。在小海子滩上，滚滚黄沙虽以无情的岁月之手抹去了红军将士踏下的足迹，但红西路军的铮铮铁骨却在沙丘戈壁间依稀可显，那些枝繁叶茂生长着的红柳，虬枝雕干的身姿尽情展现着的，不正是一个个顽强不屈的红军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