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物  价

第一节   物价演变

张掖自〔西汉〕兴起内外贸易，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价格也随之左右市场，密切联系着人民生产、生活、社会分配、国家积累。对价格在社会经济中的广泛影响，历代王朝都很重视，采取不同方式加以干预管理。从〔西汉〕“均输平准”到清朝地方以“牙行”平市价，各种不同的管理方式，对维护国家统一，繁荣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安定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商品价格主要是自发形成，随供求关系涨落。在封建王朝统治巩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时期，商品价格也相对稳定；当自然灾害和战乱年代，价格就频繁波动。

〔民国〕26年（1937年）前，市场物价基本稳定。〔民国〕25年与〔民国〕19年比较，市场物价稳中有降。农产品收购价格，粮食下降15％，生猪下降25％，胡麻籽下降13％；工业品销售价格，白布下降25％，煤炭下降18．3％，卷烟下降15．2％。市场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民国〕19年为100％，〔民国〕25年为86．9％，下降13．1％。〔民国〕26～34年物资匮乏，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更为加剧。市场主要生活用品零售价格，〔民国〕34年比〔民国〕25年，粮食上涨1800倍，猪肉上涨1300倍，白布上涨3800倍，火柴上涨2400倍，白糖上涨950倍，煤炭上涨490倍，煤油上涨140倍。

〔民国〕35～38年，国民党发动内战，生产力严重破坏，国民政府入不敷出，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

1949年9月，市场小麦零售价每50公斤7500万元，比〔民国〕34年上涨11999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张掖地委、张掖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采取一切措施，努力恢复生产，加强物价管理，治理通货膨胀，平抑市场物价，取得明显效果，物价很快趋于稳定。此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物价始终保持基本稳定。

1950～1995年物价经历以下发展时期：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物价工作重点是集中力量治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尽快扭转市场物价暴涨局面，把物价稳定在当时社会经济的水平上。

20世纪50年代初，市场私营经济力量占很大比重，一些不法资本家哄抬物价。中共张掖地委、张掖专员公署根据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抓好财政、物资、信贷平衡，全区上下统一财政收支，控制货币投放，加强现金管理，组织国营商业统一购销粮食、油料、布匹、食盐等重要商品，克服惜售思想，大量抛售。通过这些措施，物价涨势得到控制。1950年6月，市场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比3月份下降31．2％，物价基本稳定下来。

1951～1952年，物价作了一些调整。1952年底，市场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50年上升44．3％，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50年上升114．9％。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物价管理走向集中，先后对粮、棉、油、肉、皮毛、糖料、茶叶、中药材等重要农副产品；布匹、食盐、煤炭、煤油、火柴、自行车、缝纫机、烟、酒等日用工业品；钢材、木材、水泥、砖瓦、机械、石油、化工、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皮车、架子车、犁铧、铁锨、镰刀等中小农具实行国家定价。这一期间，物价水平缓慢上升，主要是提高农产品价格所致，工业消费品价格基本稳定。195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52年上升17％，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52年上升6．5％。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年）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下降，流通不畅，商品供应紧张，市场物价上涨，集市贸易价格涨得更猛。农产品牌市差价一度达数十倍之多，城区集贸市场1市斤小麦曾涨到5～6元，高于国家牌价42．5～51．2倍。

为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稳定物价，1961年国家有计划地提高粮食、油料、生猪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坚决稳住占职工家庭支出60％～70％的18类生活必需品零售价格，一律不准提价。除已实行统购统销的粮食、油料、棉布外，对18类商品中其他主要品种也先后实行凭票定量供应。为大量回笼货币，减少市场压力，1961年逐步敞开出售高价糖果、高价糕点，1962年又增加高价自行车、钟表、卷烟、名酒、食糖、针织品。这些高价商品在国营、供销社商业零售网点设专柜出售。其间还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副产品上市实行议购议销。

1963年随着经济好转，集市贸易价格下降，高价商品逐步退出市场。1965年，各类商品基本恢复平价供应，农产品牌市价差距也显著缩小，市场物价趋于正常。在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前提下，对一些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销售价格作了必要调整。1962年5月提高火柴、机制纸、竹壳水瓶、自行车零件、缝纫机价格，扩大城乡差价。1963年2月，提高牛羊肉零售价，4月提高绸缎、肥皂价格，降低金笔、收音机、塑料制品价格，10月提高食糖、卷烟价格，降低闹钟、电机、高价名酒价格。1964年5月，提高食用植物油统销价格。1965年4月，提高城镇粮食统销价格。

1962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比1957年上升8．2％，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57年上升28．2％。1965年零售商品物价指数比1962年上升10．6％，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62年下降7．7％。

1966～1976年间，物价机构撤销，物价管理制度废止。全区冻结物价，集贸市场曾一度关闭，工农业产品全部由国营和供销合作商业购销。粮、棉、油、药品等一大批商品分别实行全区一价，缩小地区差价，取消城乡差价和季节差价，大幅度降低医疗收费及药品价格，降低化肥、农药、影剧、旅社、理发等价格。

1966年，国家提高粮食、油料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后，销售价不动，市场零售物价水平不受影响。1975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65年上升16．8％。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以1965年为100％，1975年为102．4％，10年上涨幅度仅2．4％。长时间冻结物价，缩小和取消地区差价，违背价值规律，阻碍商品生产和流通，许多商品价格与价值背离越来越大，全区价格问题越积越多。

【改革开放时期】（1979～1995年）1978年后，地区恢复和健全各级物价机构，加强物价管理，强化价格监督检查，开始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979～1984年，全区着重实行以调价为主的改革，对一些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1979年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糖料等18类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24．8％；随后提高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8类副食品销售价格，并给职工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一些工业消费品价格也作了有升有降的调整；长期偏低的交通运价、医疗收费、旅社、理发、浴池、照相等服务行业收费，也陆续调高。

1985年全区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75年上升71．3％，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比1975年上升15．4％。

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开展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有：价格管理形式由过去单一的国家定价，改为实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等多种价格形式；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放开农副产品和小商品价格，对尚未放开的粮、棉、油等少数农产品价格，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允许自由上市，实行议购议销，价格随行就市；下放部分价格管理权限，由县和企业定价。

1985年以来，加快价格改革的步伐。重点是对价格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大量地放开商品价格和非商品收费。至1995年，地、县（市）管理的价格已全部放开，国家和省管商品价格也大部分放开。实行价格改革，对发展商品生产，扩大流通，活跃城乡经济，搞活企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起了很大作用。

随着放开价格，一度乱涨价、乱收费现象突出。1985年以来，物价上涨面越来越宽，进入90年代，市场物价猛涨，1990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85年上涨67．9％，比1950年上涨265．3％；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85年上涨51．5％，比1950年上涨774．4％。1995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1990年上涨87．9％，比1950年上涨588．8％；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1990年上涨147．8％，比1950年上涨2066．8％。

为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制止乱涨价、乱收费，1988年以来，实行物价控制目标责任制，对生活必需品实行控价、提价申报、在节日期间提价拖后制度。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清理整顿，加强管理，取消不合理收费，实行收费许可证制度。1992年对全区地、县（市）企业物价人员进行培训，实行定价资格审查，颁发企业定价许可证，从多方面加大价格调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