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城（1886～1938）  又名“高固亭”，河南省襄城县人。1915年毕业于河南省开封医学院半工半读医科。1917年离开河南，先后在酒泉、临泽、张掖一带行医。后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出师陕甘，响应北伐。不久，高金城应冯玉祥之邀，前往郑州，出任国民联军伤兵医院院长。其间，他与国民联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吴波、吉鸿昌等相识，受到他们的影响，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高金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之中。1932年“二·二八”上海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高金城参加淞沪抗战战地救护队。

1934年，高金城和夫人牟玉光到兰州开设教会办的福陇医院。1936年，红军西路军两万多人，在河西走廊一带遭到失败。1937年春，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设法营救被俘和失散的红军指战员，要选一位合适的人前往河西从事此项工作。“西安事变”后，谢觉哉奉中共中央指示，在兰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后与高金城相识。1937年8月1日，谢觉哉和驻兰办的彭加伦、朱良才等人约请高金城在五泉山相会，嘱托他到张掖，以宗教作掩护，以行医为名，营救红西路军将士，高金城慷慨承诺，诚恳表示：“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赞成共产党。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事，请您放心。”欣然接受党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

高金城安排牟玉光在兰州开设“牟玉光助产所”，作为张掖等地转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红西路军战士的联络点。1937年8月中旬，高以“甘、凉、肃抗敌后援委员会”主任的名义，持省政府的介绍信到张掖，建立福音堂医院。他通过看病寻找流落红军，很快便与失散的红军地下党支部取得联系。他以医院缺少人

手为名，把红西路军女战士王定国、徐世淑二人要到福音医院当护士。他不仅救治红西路军伤病人员，还掩护红西路军被俘共产党员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等建立的地下党组织在福音堂开会，商讨营救等事宜。当高金城得知张掖县监狱关押着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以及魏传统、董光益、阮正民、刘静生、张玉清、惠子民、徐宏才等八位高级干部时，便利用和张掖县长的旧交，让王定国以寻找“舅舅”为名，经常去监狱探望，传送消息，还派人去狱中为刘瑞龙等看病治伤。高金城还把了解的红军被俘人员情况及时报告给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其间，高金城在地下党支部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先后营救出200多位红西路军干部、战士。

高金城在张掖期间，不仅千方百计、历尽艰辛营救、掩护红军将士，而且以大无畏的精神积极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救国方针。1937年秋季的一天，他和国民党驻张掖军政大员参加一个友人的婚宴，他面对这些要人侃侃高谈，毫无畏惧地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救国精神。他在敌人的诘难中明确回答：“八路军是共产党指挥的，专为抗战救国打日本的。我们为了救亡图存，抗击日本侵略者，不管是谁的军队，谁能抗日打胜仗，我们就拥护谁、宣传谁。难道不宣传英勇抗战的八路军，还去宣传日本人不成？”他义正词严，使许多人无以言对。

高金城对革命事业的热忱和营救红西路军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四）清晨4点钟，韩起功诡称有病，将高金城骗到韩部驻地——张掖县大衙门，秘密审讯。高金城“就义之日，慷慨高歌，视严刑如无睹，盖以生死早置之度外也”（《高金城先生碑志》）。当晚在司令部后花园被杀害。时年53岁。

高金城牺牲后，张掖县把福音医院改成一所学校，命名“金城小学”。谢觉哉称赞他：“热情奔放，严肃负责，他对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是值得崇敬的。”

195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1952年3月2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主持召开了纪念高金城遇难十四周年大会，省委书记张德生、副书记孙作宾送“精神不死”挽幛。1968的4月24日中央内务部颁发《烈士纪念证书》。

牟玉光  高金城夫人（1895～1981年），山东省德州市人。青年时代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与高金城相识。1934年赴兰，与高金城结婚。后开办福陇医院和助产所，协助高金城营救红西路军战士，做了不少工作。1940年3月，王定国回延安时牟玉光将谢觉哉一岁的女儿“定定”和八路军办事处林坚的孩子留下抚养。1949年兰州解放后，牟玉光回到张掖，继承丈夫遗志，继续创办福音医院。张掖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和二军政委王恩茂，专程前往福音医院看望牟玉光。1950年初，牟玉光任张掖县卫生院副院长，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先后被选为张掖县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政协委员。1965年6月，调任甘肃省卫生厅妇幼处副处长兼省保育院院长。1980年8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3月，因病在兰州逝世，享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