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家风家规意蕴深远，催人向善，是凝聚情感、涵养德行、砥砺成才的人生信条。

写有《荷塘月色》《背影》等名篇的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不仅自己一生风骨正气，还用无形的家风涵养子孙。寥寥数语的一封家书，崇德向善的家风流淌其中。

朱氏家风

其人心一身正气，崇德向善，诚以待人，讷于言而实于行，上尊长辈，下示后代。

朱自清之孙：虽没见过祖父，但时刻被家风浸润着

人物

写信人：朱自清

收信人：朱自清之子朱闰生，朱自清散文《荷塘月色》中的“闰儿”

解读人：朱小涛（朱自清之孙、朱闰生之子）

解读

这封信写于1948年，是爷爷朱自清写给我父亲的。

朱自清写给儿子朱闰生的家书。（信件由朱小涛提供）

信中说“第二次汇的十万元也收到了”，背景是当时我父亲已经开始工作，知道爷爷一个人在清华教书的薪水，承担全家那么多口人的生活，很吃力，所以父亲一找到工作，便想办法给爷爷寄点钱，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别看爷爷在清华教书，可他的生活一直比较拮据，因为家里人口多，负担比较重，以至于父亲读到高二就中途辍学了。

接下来信中说，父亲调到了编辑组“实在跳得太快了些”。父亲本来在报社做校对，自己比较认真努力，就被调到编辑组，后来就在报社搞地下工作。

而信中，爷爷指出父亲实在跳得太快了些，他认为父亲的“学识和经验还不够”，并没有因为父亲工作上的“上升”而表扬他，反过来叮嘱父亲“事已如此，只盼望你努力尽责”。接着，爷爷要求父亲补习英文以充实自己，让他多读点书，工作谨慎，认真负责，提醒他“切不可因为跳得快略有骄心”。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作为长辈的爷爷，是如何严格要求父亲的，这种严格要求其实也是一种关爱。

无形家风的有形力量

我父亲朱润生，是朱自清的次子。《荷塘月色》里有一段描述“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那个“闰儿”就是我父亲。

1925年父亲出生后，祖父朱自清经胡适和俞平伯介绍，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任教。1927年，父亲被祖父接到北京生活，不幸的是，1929年祖母去世，父亲和两位姑姑回到了扬州，与曾祖父曾祖母生活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扬州，直到19岁时离开。

我是在祖父去世11年后才出生的，所以没有见过祖父本人。我对他的了解和认识一开始也是比较模糊的。2004年，我从北方调回扬州，从事文化工作，才开始整理祖父的资料，看他留下的日记，寻访他走过的足迹。

祖父朱自清也是个普通人，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生活中有欢乐也有苦恼，有成功也有坎坷。他的兴趣很广泛，嗜好美食，喜欢烫干丝、狮子头、包子点心，特别喜欢吃花生米。他喜爱旅游，对山水格外留恋。他对先生和老师永远保持着一份敬重。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因而学习总是很努力，从小梦想做一个文学家，到最后真的梦想成真了。

朱家没有明文的家规家训，也没有刻意营造过家风，但是朱家几代人，确实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性格和品质，这也许就是无形家风的力量吧。

父亲“闰儿”临终前的几个月，我在家陪侍他老人家。为了让他开心，我用戏谑的笔法写了一篇父亲的小传。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其人心地良善，性情平和。一身正气，崇德向善，诚以待人，讷于言而实于行，上尊长辈，下示后代。不喜名利而尤嗜美食。今虽八十有六，疾患在身而此性未改。岂非人生一大乐耶？”

父亲当时已疾病缠身，又患老年痴呆症，看完小传，他老人家露出了蔼然宽和的笑容，提笔哆哆嗦嗦地在那段话后面写下“很好”两个字。对“一身正气，崇德向善，诚以待人”几句，他特别认可。这也是朱家几代人一致的风格，姑且看作是朱家的家风吧。

自己改名成“自清”

有人说朱家在扬州是“名门望族”，其实不是。我的曾祖父、高祖父，当过芝麻小官，朱家最多只是个小康家庭。曾祖父当了十几年的小官吏，深知官场的黑暗和险恶，他希望儿女们远离官场，饱读诗书并学有所成，于是借苏东坡“腹有诗书气自华”诗句中“自华”两字给儿子起名。所以祖父朱自清的原名叫朱自华。

祖父不负众望，刻苦读书，终于考上北京大学。随着岁龄增长，祖父觉得光读书是不够的，首先要做好人，于是改名“自清”，意在勉励自己做一个清正之人。

祖父自小酷爱读书。听长辈们讲，他读起书来，可以整天足不出户，吃饭也要别人提醒。在扬州中学念书时，他就把经史子集中的基本典籍读了个遍。但后来，几次家庭变故使朱家家道中落了，无忧无虑的读书时光成为过去式。

中落到什么程度呢？《背影》里有几句话：“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番破败景象，就是祖父朱自清考大学时的光景。这样的生活境遇，使得祖父很小就对穷苦人生活有深切体会。他对下层劳动人民充满同情，这种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

比如1923年他在温州教书，亲眼目睹一个几岁的小女孩被卖掉，只卖了7毛钱，为此他写了一篇散文《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他在文中悲叹道：“她的悲剧是终身的。”后来祖父到清华大学任教，他与学校工友处得很好，平时在路上相遇，他都打招呼。有的时候当差给他送信，他会专门多给当差一点钱。工友们帮他做了什么事，他都很客气地说：“劳驾，谢谢！”大概说得太多，这种习惯居然发展到家里来。有一次祖父叫孩子帮忙倒水，顺口就说：“劳驾，倒杯水。”我的继祖母陈隐竹后来说他：“以后不要这样和孩子讲，显得没有父子情分。”祖父这才注意不在家里用“劳驾”这样的词语。

我有一次去北京看望继祖母，她说扬州人受不了北京冬天的冷，祖父当时只有一床薄被子，冷得不行，躺下以后，让人用绳子把被子绑在脚底下，防止走风。祖父就这样在被子里读书。还有一次，祖父在书店看中一本新版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定价14元，相当于他一个学期的学杂住宿费。他咬咬牙，把那件在《背影》中出现过的紫毛大衣当了，买了辞典。而那件紫毛大衣，再也没有赎回。

祖父还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惟其如此，他的散文才注满情义，打动人心。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有写父子之爱的《背影》，有写夫妻之情的《给亡妇》，有写儿女之乐的《儿女》。散文家李广田评价《背影》最能代表祖父的为人。这篇文章论行数不满50，论字数不过千五百言，却有历久传诵的感染力，不是靠宏伟的结构或者华丽的文字，只是凭了它的老实和真实感情。这种至情至性，也表现在他平时的为人处世中。

在祖父的日记中，我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字眼：“我太自私了”、“过于懒惰”、“不够努力”等等。1926年，他亲身经历了“三·一八”惨案，目睹了血雨腥风的场面，后来写成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痛斥反动政府的暴行，但他也坦率承认，自己当时有点害怕。对于自己的“由怕而归于木木然”，他自责道：“实在是很可耻的。”这正是他诚朴正直天性的自然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