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府属赋役全书

张鸿清　｜　文

近日，笔者有幸在国家图书馆查阅到了清雍正年间（1723年）编纂的《甘州府属赋役全书》《张掖县赋役全书》《高台县赋役全书》《山丹县赋役全书》。善本保存完整，可谓弥足珍贵！

赋役全书，是明清两代重要的经济法律文书之一，作为国家赋税征收的依据，它起着规范和制约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影响着基层社会的赋役运作方式。

这套《甘州府属赋役全书》详列了甘州府、张掖县、高台县、山丹县田亩类别、地丁原额、逃亡丁数、征收钱粮粟米之额数、以及赋役的实征数及留存等内容，是研究张掖明清时期田赋收入的重要文献。对考察明清的赋役制度，研究明清经济史、财政史和明清基层社会情况等，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这套张掖赋役全书，反映了当时清政府税收集权化的管理体制，将州县赋役收入纳入直接控制之下，是对全国税收实施高度集权化管理的象征。

赋役全书，出现于明代中后期。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开始整顿户口，即在原有的里社组织和户帖基础上颁行新的里甲制度，并造黄册登载里甲户人丁事产。黄册中登载的对象首先是轮充甲首的户，再是该甲所辖他户；内容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登记各户丁口事产。以人户系产，人户、田土都是征收赋役的法定依据。

明初，黄册里甲制度运行还比较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对最初的赋役体制以及黄册制度产生很大影响。首先表现为白银逐渐推广使用，进入赋役领域，发展成为赋役征派的预算支付手段，从而给明初的实物赋税及人力差役带来巨大的冲击。以货币取代纳粮当差的传统形式，朝廷可以雇人服役，这使得国家对户下人丁的控制放松了，而这意味着国家对里甲控制的渐趋削弱，从而引起了赋役体制在国家与基层之间的分离。同时，白银引起的传统赋役形式的变化对于黄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除了白银因素以外，土地买卖也开始变得频繁起来，土地买卖引起的重要变化，使原来里甲制度下户为单位的人丁与田产分离，从而导致有粮无地或有地无粮的情况。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税收，故而明廷不断的实行赋役改革，力图均田均役。可是因为朝廷与地方的利益取向发生冲突，地方上富豪大户勾结官吏、里甲书手串通作弊，结果，改革很难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赋役黄册的作用大打折扣，朝廷的财政命脉严重受阻。

在上述背景之下，明弘治以后，黄册制度渐趋紊乱和废弛，失去了原来的作用。到了明末更是流于形式，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黄册制度的衰落反映了明初建立的赋役体制已经瓦解，也就是说，国家丧失了对地方和民众的控制能力。黄册渐趋废弛，无法再作为国家征调赋役的依据，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各种新的征收方式。

明万历初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一条鞭法”，该法内容概言之，即将赋役内各项正杂条款合并，以便征收。它从形式上确定了一种新的财政体制。这种新的体制要求地方官府财政管理部门计算统收总额，并根据总额预算分配每项经费开支。这种改变，反映在具体实施上，便是各司、府、州、县的赋役都重新制定了定额，设置了一些必要的册籍，有叫“条鞭赋役册”，也有叫“条鞭书册”，亦名“赋役全书”。赋役全书是一条鞭法的产物，和黄册有着根本的不同，反映了明后期赋税制度发展的趋向。

我国首次篡修赋役全书，约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一省或一府、一州县为编制单位，开列地丁原额、逃亡人丁和抛荒田亩数、实征数、起运和存留数、开垦地亩和招来人丁数等。每一州县发两部，一部存官衙备查。一部存学宫任士民查阅。清朝顺治三年（1646年），按照明朝万历年间赋额订定刊行；顺治十一年（1654年）再加修订，顺治十四年刊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修，但未刊行。清雍正十年（1732年）再修，将各项杂税也列入，以后每十年修辑一次，但未按规定施行。

本次笔者找到的这套《甘州府属赋役全书》，既是清雍正十年（1732年）再修版本。

有清一代，赋役全书的纂修工作经过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以后，形成十年一修的制度。据有关专家统计情况估算，仅清一朝，所纂修的赋役全书册籍当有数万卷之多。这些册籍虽然历经战火浩劫，但是今天仍有大量存留了下来，被收藏于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图书馆、档案馆。

目前，张掖市史志办已经开始对该套赋役全书进行整理校注，不久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参考文献：　　　　　　　　　　　　　　　

1．《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1368－1953》，何炳棣著，葛健雄译，三联出版社。

2．《明代黄册研究》，栾成显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明代黄册制度》，韦庆远著，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