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张掖地方志记载，明清时张掖曾有12个书院，分别是：甘州区的甘泉书院、觻得书院、河西讲舍、南华书院、天山书院，山丹县的山丹书院、仙堤书院、龙峰书院，临泽县蓼泉镇的蓼泉书院，东乐县的仰止书院（一名天山书院），高台县的建康书院，民乐县的金山书院。张掖书院之多，居河西之首，堪称文化奇观。本文重点通过地方志记载，考证高台县建康书院的源流。

一、始建于清嘉庆年间

高台县建康书院，最早见载于民国十年（1921年）成书的《新纂高台县志》，该志卷四“书院”载：“建康书院一处，在城内东南隅。岁延山长教授，生徒无定额。每月官课一次，师课一次。膏火奖赏，历年照规办理。今改设劝学所。”根据上述记载，未详具体始建时间。那么，建康书院究竟始建于何时呢？

笔者进一步考证发现，成书于乾隆二年（1737年）的《重修肃州新志》未载书院，即说明截至清乾隆二年（1737年），尚无建康书院。又考《新纂高台县志·艺文》所载《改修建康书院记》中记载：“我邑建康书院，在东关建立以来，实为爽垲。值西郊戒严之日，竟成故墟。迨同治十三年（1874年），瑞兆销兵，人安乐业。邑侯益三王公，令兴文教，招集诸生，遂买宅而卜邻，倡议建筑。”据此记载可知，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之前，在高台县城东关已建有建康书院，但当时书院已经因兵燹变为废墟。时任县长王裕谦（字益三），在战乱平息后，通过占卜在城内东南隅选购了一处宅院，倡议将其改修为建康书院。在《改修建康书院记》中，仍未详建康书院始建时间。

再考《新纂高台县志》卷四《宦迹》记载：“周磏，字仲隅。父棨，以名进士，官直隶，本宦裔。嘉庆间，任高台县，捐廉制机，倡纺织，召乡间之老妇幼女入署，而以阃内亲课之，由是民获大利。尤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修书院，筹乡试费，并建义学十二处。”据此记载，建康书院当修建于清嘉庆年间，为周磏在任时创建，那么，建康书院具体创建于嘉庆几年呢？

又查该志卷四《官制·知县》载：“周磏，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任，江苏常熟县人。瑞麟，道光元年（1821年）任。”据此可知，周磏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至二十五年（1820年）在任高台县知县，建康书院当在此间创建完成。《张掖地区志》和一轮《高台县志》记载，建康书院始建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但并未给出具体的出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确定建康书院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至二十五年（1820年）年间。

二、改建于同治十三年

据《改修建康书院记》记载，高台县建康书院，最早建在县城东关一块又高又干爽的地方。其具体位置，在高台县城东大楼外东城墙与护城河之间，《新纂高台县志》卷首《高台县城平面图》清楚地标记为“书院遗址”，现为高台县医药公司所在地。后来，书院因清同治初年的兵燹，变成了一片废墟。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战乱平息、人们开始安居乐业时，时任知县王裕谦有意振兴文化教育，他召集各位学子及各界绅士商议重建建康书院的事情，立即得到众人的响应支持。经过认真筹划卜邻，选址在高台县城内东南隅文庙附近，购买了一处民宅，通过维修改造为新的书院。这次对建康书院的迁改建，仅花费大约三千贯。书院投入使用后，极大地方便和满足了本地士子学习的需要。《新纂高台县志·宦迹》载：“王裕谦，字三益。同治末年任高台县，兴文教，修书院，捐膏火，士民称道不衰！”

光绪三年（1877年）春天，跟随恪靖侯左宗棠规复酒泉的吴恩棨（字梅溪），在军中负责处理文书工作，因立下功劳，被委以高台知县。到任之后，他大力振兴文化教育，每月定期考核学生时都会准备茶点，还会发放奖赏，对读书人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一次公务之余，吴恩棨召集书院负责人询问书院经费情况。大家都说，早年确实存有一笔款项，原本交给商人运作生息，每年学生的助学补贴、老师的薪酬及乡试考生的路费都从利息中支付。后来因为酒泉失陷，战事四起，商人们停止营业，就把这笔本金还给了书院。当时这笔钱存之不可，放之不能，正在左右为难时，赶上各渠农户捐输粮草，却无力供支车马费，于是借用这笔钱应急，并参照之前商人付息的办法，各自立下借据存证。吴公听说后叹息道：“向商人收利息容易，向农户收利息就难了。商人经营规范，联络也方便；农户居住分散，临时很难筹措。如果不严格规定期限催缴，肯定会拖延耽搁，远水救不了近火，这该怎么办呢？前任王益三先生曾捐银两资助学生及书院建设，我也愿拿出部分俸禄，为寒窗苦读的学子增添一点光亮，让他们能安心读书。”于是，吴知县捐出二百串钱，又让书院从现有款项中拨出二百串，凑齐四百串，全部交给商人按一分五厘计息，每年可得利息七十二串，以用于弥补解决书院经费不足的问题。不久，吴恩棨被调任古浪知县，高台的老百姓感念吴公的恩德，将捐款数目刻在匾额上，以便永久流传。地方志赞其：“捐廉课士，勤政爱民，有循声。”

光绪七年（1881年）冬天，杜宝联奉命来到高县出任代理知县。刚到任即按照惯例先考察当地学风。发现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相当多，但询问他们的家境，多半贫寒清苦。而建康书院原来设置的奖学金和助学补贴数额特别少，实在难以振兴文教和激励培养人才。杜宝联本想及早倡议推动解决书院的困难，却因公务繁忙，一直没能实现这个心愿。光绪九年（1883年）春天，临近任职期届满的杜宝联即将离任前，他特意从自己俸禄中捐出二百串钱，仍遵照惯例，按年利率一分五计算，交给商人运作生息，每年可得利息三十六串钱。同时，参照省城兰山书院的做法规定，每年二月初进行甄别考试，考取超等第一名的学生可获得奖金六串钱，第二、三名各得四串五百文，第四到十名均奖励三串钱，按十个月分批发放，每年奖金总额正好是三十六串钱。他嘱托书院斋长妥善管理这笔资金，要求只动用利息，不动用本金，以奠定书院长久发展的基础。至于书院原有的助学补贴，仍按旧规发放。杜宝联在资助建康书院的同时，还在城内和乡下各设一所义学，并额外捐出一百串钱，同样交商生息，每年获得的十八串利息，每所义学拨付九串钱，作为聘请老师的酬金。杜宝联将事情办妥后，亲笔撰写了《捐义学束修记》，希望这个制度能长久传承下去，后来这篇记文被收录在《新纂高台县志》中。

三、重建于光绪十五年

《改修建康书院记》记载：“核计岁月，未越二十年，依然窗棂圮坏，墙壁颓倾。窃幸邑侯铜梁陈公，睹此现象，用是关心。程正叔之为民牧，兼作民师；朱晦翁之重讲论，先修讲舍。”时隔十五年，即光绪十五年（1889　年），四川铜梁县进士陈昌（字世五）由礼部主事签制转任高台知县。陈昌因文采出众而很有名气，曾多次参与科举相关工作。上任伊始，他便前往建康书院考察生徒的学风，实地查看了解建康书院的情况。陈知县看到书院窗棂坍塌、墙壁倾覆，发现由于经费短缺，书院教学活动每况愈下，读书人风气萎靡，文化教育衰败，很是痛心，便寻思改变这种颓废现状，开始着手谋划重振建康书院。重修书院是个大工程，要花很多钱，要是计划不周，肯定搞不成。陈昌没有蛮干，经过反复琢磨，他下发公文，调动车辆和劳力，还发动老百姓轮流来帮忙。书院这边也出了不少力，具体由刘文德和陈明盛两位负责管钱，怕忙不过来出现纰漏，又一致推举一位叫黄钧的武生，专门在现场盯着干活。建康书院的再次重建，自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开工，陈知县亲自上阵催促进度，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顺利完工。新建成的建康书院屋宇高大，彩绘粉刷一新，讲堂教室配套齐全，整齐美观。

书院建成后，陈昌把培养人才当作自己的重要责任，针对读书人风气萎靡的现状，制定每月在书院开展一次官课，一次师课。每到官课时他都亲自课试，并严格规范考场纪律。出题之后，他会放下公务，整天端坐在考场亲自监督考试。等到评阅完所有试卷排列出名次后，一定要等到城乡的考生全部聚集齐，才在书院讲堂依照姓名发放试卷，并耐心讲解指点，不断启发引导，直到听讲的每一个生徒完全明白才罢休。每次考试后，他必定会撰写范文给学生们参考，以此来开拓他们的写作思路。当时，大凡受过他教导的人，都如同沐浴在春风中般感到欣喜。他不仅身体力行孔子所言“诲人不倦”，还通过著述刊行《染学斋时文律赋诗集》和《仄韵声律发蒙》等书籍，以供后世学子学习。

通过上述地方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数任高台县地方官对建康书院的重视，他们不仅捐钱捐物，还亲自为学子授课；不仅关注支持建康书院的发展，还兼顾到城乡义学的发展。他们“取之俸禄，用之学子”的赤诚之心可谓弥足珍贵！这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放在今天依然让人肃然起敬。

四、被废于民国三年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张百熙等人，在时任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史称　“壬寅学制”）的基础上，重新拟订《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取代前者，并由朝廷正式颁布诏令实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四，清政府颁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清政府成立学部，明令废止科举。至此，从隋朝开始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改革洪流推动下，各省、府、州、县纷纷开始废书院、义学、私塾，改设立学堂。同年，甘肃成立学务处，作为临时性教育机构，并通令府、州、县设立劝学所，劝导地方人士推广新式教育。

有清一代，高台县隶属于直隶肃州管辖，因地处偏远，建康书院于民国三年（1914年）方废，被改设为劝学所（主要职责是辅助县知事办理教育行政，并综合协调教育事务的机关）。民国八年（1919年），又在劝学所东院设立了第一区国民学校，校长由劝学所长兼任，学校经费除学费外，均由劝学所补助。当时的劝学所统管着学田一百六十亩、基金四千五百串、房屋一处（岁入租钱一十余串），以及民国新增高台县全年的屠宰税五百串、牙用税六百余串、售婚书钱一百余串。民国十五年（1926年），劝学所改为教育科。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又在此设立民众教育馆，内有图书、阅报、陈列、娱乐等室。

新中国成立后，建康书院所在地成为高台县文化、教育、体育活动中心，现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高台监管支局所在地。

五、名称源自前凉建康郡名

《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记载：“东晋以后，前凉张氏置建康郡，故城在今县城西南四十里，俗名骆驼城，即旧汉乐涫县旧址。北凉段业建都于此，寻为元魏所有。”《十六国春秋》载：“咸康元年（335年），张骏分建康郡，属凉州。吕光龙飞二年（398年），沮渠男成自乐涫进逼建康，推太守段业为主，称凉州牧、建康公。”

据上述史志记载，西晋末年“五胡入华”，中原大乱，西晋宗室司马睿在南迁世家大族的支持下，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建立了东晋政权，与北方的“十六国”并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长时间的南北对峙局面，此间北方唯有河西走廊由汉族统治。咸康元年（335年），前凉张骏取东晋都城“建康”之名，在今高台县地设立了建康郡，以示对东晋王朝的臣服。

后凉吕光龙飞二年（397年），沮渠男成起兵，自乐涫进逼建康，推举时任建康郡太守段业为主，称“凉州牧”“建康公”，创立了北凉政权，都城就设在建康，建康郡由此成为张掖历史上的第一个都城。天玺三年（401年），时任张掖太守的临松县（今肃南马蹄乡）人沮渠蒙逊设计杀段业，自立为“凉州牧”“张掖公”，由建康迁都张掖，成为北凉的第二位君主。

《新唐书·地理志》载：“甘州西北一百九十里，祁连山下，有建康军，嗣圣初置。”据此记载，至唐嗣圣初年，在高台设建康军，“建康”之名被再次使用。至清嘉庆年间，时任知县周磏创建书院，遂以“建康”用于书院名。

六、建康书院的历史价值

2025年10月，高台县委拟计划恢复建康书院，以沿续高台历史文脉。那么，恢复建康书院究竟有何历史文化价值呢？

笔者认为，具有以下历史文化价值：一是延续高台历史文脉。建康书院之名，源于前凉时期所设的建康郡，其历史可追溯至东晋十六国时期。恢复建康书院，是对张掖及河西走廊地区自前凉、北凉以来汉文化传承与地方治理传统的延续，体现了“建康”之名在高台千年历史演变中的文化韧性。二是彰显正统归属与政治象征。前凉张骏以东晋都城“建康”命名郡治，表明对东晋正统的认同与臣服，在“五胡入华”的动荡时期，强化了河西地区与中原汉文化的联系。恢复书院可唤起人们对这一政治象征意义的历史记忆，突出河西在民族融合时期对华夏文明的守护作用。三是见证多元政权更迭与都城地位。建康郡曾为北凉初期的都城，是张掖历史上第一个都城，见证了沮渠氏北凉在河西的兴起与迁都。“建康书院”之名承载了这段多民族政权交替的历史，反映了高台在十六国时期的政治与军事地位。四是连接军事与文教的功能。唐代延“建康”名在高台设建康军，清代则以“建康”为书院名，体现了“建康”名称从军事防御到文化教育的功能转型。恢复建康书院将延续“建康”在地方治理中，从武备到文治的升华，体现高台厚重的文明积淀。五是强化地域文化认同。通过恢复建康书院，可激活对高台当地历史文化，如骆驼城遗址、乐涫县故址等的集体记忆，增强地方文化自豪感，并为今人研究张掖、高台及河西历史，弘扬丝路文明提供实体载体。

综上，恢复建康书院不仅是对一个书院的恢复，更是对张掖、高台及河西走廊在民族融合时期坚守汉文化、参与政权建构、延续教育传统的历史致敬，具有衔接古今、传承地方文脉的重要历史价值。（张鸿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