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

这首《咏日》，据说是宋太祖赵匡胤写给赵京娘的“明志诗”。

在我国民间，有关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流传甚广。青年赵匡胤对素不相识的遇难弱女子赵京娘真诚地伸出援助之手，不远迢迢千里相送，日夜兼程，始终以兄妹之礼相待，起居饮食坐怀不乱，每逢匪徒恣扰，他都凭着一身正气和刚强武艺保护京娘脱离险境，最终安全地将京娘送到家中……赵京娘感其恩德，欲以终身相托。但赵匡胤不图任何私利，说：“千里相送，本为义气！若施恩图报，岂君子所为？”并慷慨赋诗一首，题于墙壁，向京娘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和志向。

这一故事之所以能够传唱并经久不衰，是因为在“千里相送”的故事背后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义”的认同和期许。

历史总是不可思议地一再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一千年以后，在祖国的河西走廊大地上又上演了一幕“千里相送”的传奇故事。只不过故事的主人公换成了屈大成和徐一新，故事中扶危救弱的小义变成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义。

屈大成，汉族，1912年出生，甘肃张掖人，父母都是肃南的穷苦老百姓，有一个小妹妹，全家以放牧、淘金为生。屈大成小时候念过《百家姓》《三字经》，背过“人之初，性本善”，爱讲个义气，喜欢帮助穷人、落难的人。1937年救护徐一新后护送前往延安，在中央党校民族班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他服从组织安排返回兰州，受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伍修权指派潜返河西在肃南从事地下工作，后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失去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出任高台县祁连直属乡乡长和党支部书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委组织员、县农牧局副局长、县政协专职常委等职务，于1992年8月逝世。

徐一新，浙江衢州人，出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时，父亲为他取名“一新”，寓有“天地一新”之意。1926年曾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中央军委机要秘书。南昌起义后，作为保留下来的干部，徐一新于1928年被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只有十七岁，是其中最小的一个。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学成回国，先后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参谋部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6年随军渡河西征，任总部高级参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司长，首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驻挪威、叙利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文革”后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4年12月30日逝世。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那个“半个”。

那时，屈大成25岁，在祁连山中给人放牧；徐一新26岁，时任红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西北工委副书记。一场惨烈的战争，将两个原本分属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年轻人紧紧地拴在了一起。

这年的冬天出奇地冷。红西路军经血战高台、临泽倪家营子后，兵败退入祁连山中分散突围。国民党马步芳部队和地方民团疯狂围追堵截，肆意捕杀失散流落红军战士和营救群众，张掖陷入白色恐怖当中。

四月的一天，屈大成和几个人到新坝去送驴。路过三层台子时，屈大成内急，停下来在路边解手，一起的几个人赶着牲口在前面走了。这时，屈大成遇到了徐一新，通过交谈，从口音上判断他是失散流落的红军。

两人边走边谈，身后忽然传来马蹄声。回头一看，原来是马家军的一队骑兵。屈大成连忙把徐一新藏到不远处一条沟里的芨芨草丛里，自己回到原来的路上继续赶路。

不一会儿，十几个马家军骑兵从后面赶上来，抓住屈大成让他带路去新坝。走到大河石坡子，趁马家兵不注意，屈大成跳进深沟跑了。马家兵追着打了两枪，没有打中。屈大成一口气跑到东岭子，见马家军已经上了毛儿刺大阪，就又绕回到原来的地方，找到了躲藏在那里的徐一新。

屈大成告诉徐一新自己被马家军抓去带路又冒险逃脱的经过，还让徐一新看被马家兵用马鞭抽烂的耳朵。徐一新这才告诉屈大成自己是红军，叫李玉成。

两人又一起走了二三里路，越说越投缘，越说越热乎，于是干脆离开大路，坐到一个沟槽里攀谈起来。屈大成给徐一新讲了自己家里的情况，告诉徐一新村里虽然没有驻马家军，但经常有马家军和民团的人前来搜人。屈大成还讲了正月里，自己在青沟里放牛时，曾经给100多个红军带路去红湾寺找房子住宿，第二天又把他们带到百泉寺宿营，第三天一直把他们送到九个泉指明了出山的路才回来的事。徐一新也给屈大成讲了一些红军北上抗日，为穷苦人闹革命的道理。

屈大成听后，心里热乎乎的，很感动，就说：“咱俩拜个兄弟吧！”于是，两人拉着手，跪在地上，对天起誓，结拜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

屈大成决心就是舍了命也要保护好这个红军大哥。他怕村里不安全，先带徐一新去藏在一个挖过金子的洞里。那个洞里有一尺多深的水，屈大成在上面铺了木板让徐一新睡觉，每天按时给徐一新送来吃的。徐一新白天就藏在里面，晚上才能出来。洞里阴冷潮湿，没多久徐一新全身浮肿，脸都黄了。

过了二十多天，村里马家兵搜捕红军的风声松了一些。趁一天天黑，屈大成把徐一新接回喇嘛湾的家中，让这个结拜兄弟和自己的家人见了面。屈大成让叫小妹在门外望风，父亲忙把徐一新让到炕上暖身子，母亲还拿出准备过生日的挂面煮了让徐一新吃。吃过饭，屈大成一家在炕洞里铺了一张羊皮，让徐一新藏在里面睡。

这样躲了三天，地主白志祥领着马家兵前来搜查过五次。有一次，几个马家兵搜完后躺在藏有徐一新的木板炕上抽起烟来，屈大成进进出出地忙活，心里急得没办法。好不容易才把马家兵应付走了，一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考虑到自己家里窄小破烂，又是篱笆门，隐藏很不便当，屈大成又把徐一新转移到了野外山上的一个石洞里。由屈大成的小妹每天去送两次饭，有时是挂面，有时是米。没住几天，一天下午，有一个猎手在附近打野羊，一度离石洞只有五十多米，差一点发现了徐一新。显然，这个地方也不安全。

为了保险起见，屈大成又把徐一新又转移到了小青沟的水钻洞里。这个洞子比较宽敞，屈大成给徐一新准备了两张山羊皮，一张铺一张盖，还在旁边栽了三块石桩，把个破脸盆放在上面做饭吃。这时，屈大成家里已经没有米和面了，鸡蛋和鸡也都吃完了，但他还是想尽办法弄到一些紫青果、棒子和洋芋蛋让徐一新吃。为了增加营养，屈大成每天上山放夹子抓青羊、挖哈拉，先后挖了二十多条哈拉，徐一新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

住了二十多天，屈大成用卖哈拉皮的钱，买来棉布、羊毛，给徐一新缝了一套棉衣，买了一双袜子、一双鞋，把徐一新装扮成一个商人的模样，然后带回家。村里人问起，只说是从酒泉来的买卖人“李先生”，打算收购些茯苓、大黄等山货。

也不知马家军听到了什么风声，有一天竟一连到屈大成家里搜查了三次。第一次是上午，屈大成把徐一新藏在木板炕洞里躲过了一劫。第二次是中午，屈大成把来不及藏入炕洞的徐一新藏在了牲口圈和屋后的夹墙里，屈大成和父亲被抓不到人的马家兵毒打了一顿。第三次是后半晌，乱翻一顿后一无所获的马家兵威胁屈大成，“查出来要抓他们全家”。

这种情势下，屈大成只好连夜把徐一新送到高台县红崖子乡的舅舅家躲藏。这里靠近祁连山，各家都是单门独户，比较僻静。屈大成对舅舅和几个表哥说徐一新是酒泉寺过来的生意人，为了避兵要到这里住一段日子。于是，屈大成和徐一新先住在了表哥万生荣的家里。为了遮人耳目，屈大成帮徐一新买了些货物，两人忙里忙外地做起买卖来。

可是没过几天，徐一新的外地口音还是引起了万生荣的怀疑。当得知徐一新是红军后，万生荣不再让他们出去做买卖，说出去太危险。屈大成就和徐一新在家里呆着，帮着干些锄草一类的活。

一个多月后，屈大成又把徐一新领到表哥王立基家中，说徐一新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请求关照。因为王立基在当地人缘好，威信也高，他陆续给徐一新介绍了一些关系可靠的熟人。大家知道徐一新是红军后，也都很同情。

这些日子，屈大成每天夜里都带着徐一新外出，先后到西柳沟、天桥湾、长沟寺等地宣传党的政策，打听红军的消息，查找红军住过和打过仗的地方，有些地方徐一新还画了图。有一次，屈大成陪徐一新到距八哥家六十多里的四喇嘛那里宣传。徐一新从佛教的起源和如来佛的来历谈起，四喇嘛听了非常赞叹。第二天，四喇嘛又召集小喇嘛们听徐一新讲经，听过后称赞徐一新有“大佛爷的卡码”（意思是有大佛爷的资格）。从这以后，徐一新就利用讲佛的机会，给当地藏族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因为讲得好，四喇嘛说他不是汉人，是四川峨眉山来的喇嘛哩！

那时，外面马家军盘查得稍微松了些，徐一新也渐渐学会了当地的一些土话，还学会了不少裕固族话，屈大成便冒险陪着徐一新到红军牺牲较重的老虎沟看了两次，还潜往高台城去看了一次。

因为徐一新一直急着要去找红军，屈大成就专门去酒泉两次，打探红军撤往新疆方面的消息，回来告诉徐一新红军在安西县城与马家军打了败仗以及马家军在甘州城关押屠杀红军的一些情况。看到西行无望，徐一新决定东返回陕北。

到了十月，徐一新决心要走，屈大成一家做了一套土布衣服，买了双洋布鞋、一顶大礼帽，又借了件长袍，把他装扮成一个先生的样子。屈大成还专门买了个尕提箱，在里面放了些牛黄丸、小儿惊风丹之类的药，对外只说徐一新是看病的“李先生”。这时，知道底细的人也都前来送行，有的资助了些衣物，有的资助了些路费。为了表示感谢，徐一新写了张条子留下，说：“民国廿六年蒙马难，不幸流落于南山、高台一带，多承王尚明、赵财宝等老先生救济于危难之中，并慷慨解囊，助资旅里，对吾人表极大之同情心。凡我同志，对该老先生及其家属，应予以优待及保护”。书末署名是“前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参谋部主任，前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抗日联军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屈大成这才知道徐一新是红军里的一个大官。

离开古城沟那天，屈大成带着徐一新从芦洋坝上路，还专门找了一头小毛驴让徐一新骑。当天前来送行的还有王尚明和万生华，他们一直走到元山子（位于高台县南部）才回去。元山子在新坝北面，甘新公路从村里穿过，当时苏联支援中国抗日的物资就是用汽车经这条路运送。

因为徐一新在苏联留过学，会讲俄语，屈大成就和徐一新在元山子等了两天。这天，路上有从新疆开过来的汽车，两人一打听，这正是苏联前往兰州运送军火和汽油的汽车队。于是，徐一新在路边用俄语拦下了一个车队长，请求带他们去兰州。但因为苏联方面有纪律要求，最终屈大成和徐一新没有搭成便车，他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往东走。来到三关庙（位于甘州城西面），屈大成和徐一新终于等到了一辆拉人的客车，司机人不错，把他们带上了。一路闲谈中，屈大成和徐一新从司机口中知道了兰州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此时，屈大成还不知道，就在他和徐一新离开后的第二天，父亲就被闻讯赶来的马家军抓去吊起来毒打讯问，赎回家后就一病不起，挺了三个月就含恨去世了。

经过长途颠簸，在兰州西边的河口，屈大成和徐一新开始下车步行。这时，他们遇到两个去兰州卖猪的农户，屈大成就一边帮人家赶猪一边打听消息。到了离兰州城三十里的西固，又碰到了一辆拉粮的老牛车，屈大成借着帮车把式赶车，把徐一新带到车上混进了兰州城。

两人找到在南关什字附近的八路军把办事处时，天都快黑了。在这里，屈大成和徐一新见到了王定国、谢觉哉，屈大成第一次吃到了洋糖。谢觉哉称赞屈大成：未配对的括号或引号！你在红军困难时保护了徐一新同志，又不怕危险把他送来，真不容易啊。我们非常感谢你！未配对的括号或引号！然后又询问屈大成愿不愿意去延安？屈大成早就想好了，当时就点头答应说自己愿意。

过了几天，谢觉哉给屈大成写了一封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延安去的信。屈大成带着信，与徐一新分手，只身乘车前往西安。到西安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又派人把屈大成送到了延安。在延安，屈大成被安排在中央党校民族班学习，主要是学习统战工作、抗日救国、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屈大成小时候念过《百家姓》《三字经》，所以学习起来并不困难。期间，屈大成由谢觉哉和徐一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一直和徐一新一家保持着来往。

1939年4月，屈大成完成学习任务，组织部安排他返回兰州。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伍修权要求屈大成潜回河西，在肃南开展地下工作，由上级单线领导，联系人是兰州敬兴和皮坊的刘福生，跟徐一新的联系，则由西安西北旅社转。

于是，屈大成奉命回到肃南，等待组织派人来。但不知什么原因，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一直没有派人。屈大成曾几次去信询问，先是答复是派不出人来，再后来就断了联系。就这样，屈大成一等就是十三年，直到张掖解放。

回顾这段漫长的等待，屈大成说：“我没有暴露过党的任何秘密！”事实上，除了等待，他曾经前往张掖打听过高金城的下落，他还动员裕固族头人和驻扎的马家军给当地老百姓修过一座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屈大成在祁连直属乡担任乡长和支部书记，后来又调到区上工作，任区委书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后，屈大成先在明花区委任组织员，后在县农牧局任副局长、县政协担任专职常委，直至1974年1月退休，1979年6月确认了他的离休待遇。

“文革”中，屈大成受到审查。为此，徐一新还专门给肃南县委来信证明：“屈大成同志是1937年我在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在祁连山区失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1937年冬加入共产党，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7年由延安派回甘肃河西做地下工作，由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负责单线联系，谢觉哉、伍修权同志都知道此事。”

1980年，屈大成专程前往北京看望徐一新，并见到了王定国等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屈大成要求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工龄的问题得到解决。

1992年8月5日（农历七月初七），屈大成因肝硬化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享年80岁。追悼会上，时任肃南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许国杰在悼词中深情回顾了屈大成营救徐一新的革命历程，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屈大成走了，但他救助红军、千里相送的故事却永远地留存在河西大地，传唱在人们的心中……（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