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河西境内出现了氐族吕氏后凉、鲜卑秃发氏南凉、汉族李氏西凉和卢水胡沮渠氏北凉诸政权割据河西、逐鹿走廊的纷争局面。在这场风云激荡、纷繁复杂的斗争中，曾游牧于临松（今民乐县南古乡一带）、起兵于金山（今民乐洪水城）、称王于张掖并于401年六月建立北凉政权的匈奴支裔——卢水胡沮渠蒙逊以审时度势、示外以弱的务实外交策略，安定民生、注重经济的立国之术，搜求谠言、招礼英贤的治国之道，以及虚怀若谷、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经过短短二十年的努力，终于挫败群雄，完成了统一河西的历史壮举，北凉的沮渠氏政权也因此达到鼎盛时期。与此同时，游牧于北方的鲜卑拓跋部再次崛起，在其首领拓跋珪的率领下，相继完成了复国兴魏、统一北方的事业，最后将进攻的目标指向了当时河西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433年，沮渠蒙逊死后，其子沮渠牧犍即位。牧犍即位后，一反其父的明哲与英武，纵情享乐，沉溺酒色，北凉开始走向衰落。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珪历数牧犍十二条“罪状”，亲率大军直捣河西，牧犍出降，北凉灭亡，从此结束了北方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

随着北凉在河西残余势力的消退，北魏统治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河西地区的民风民俗，积极采取　对策，以巩固其统治。

张掖作为走廊中部的重镇，此前曾一度为北凉都城。一方面自汉晋以来，由于中原战乱，许多士家大族流迁河西，寓居张掖者颇多，势力强大，是当时诸凉割据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张掖境内胡、汉杂居，关系十分复杂。对此，北魏攻灭北凉后，首先把凉州三万余户百姓迁到首都平城（今山柙大同），　其中大部分是豪强、官僚等大族，寓居张掖的豪族被迁者也不少，有效削弱了张掖豪族的势力。同时，加强对张掖的军事管制，依照“在要害处设镇，镇下设军，军下设戍”的军事管理体制，设置了张掖军，隶属凉州镇。在张掖军辖各戍完善防御体系，筑亭障，设烽火，以御胡夷。直到487年，北魏设镇军为州郡，在张掖设郡，隶属凉州，最终完善了张掖的行政管理体制。

这一时期，北魏还针对河西民多强悍，特别是张掖羌胡、鲜卑等素无向化之心的特点，在加强年事防范的同时，　对境内胡夷示以恩信，安抚怀柔；对存留的豪强善加劝督，令其安土　；对广大百姓减免租税、徭役等。这些措施的推行，使新附的张掖很快得以安定，为其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河西自两汉大规模的经营开发以来，农牧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作为河西重地张掖，不仅农田水利设施日益完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改进，而且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成为十六国时期五凉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北魏统一后，十分重视河西经济发展的这一传统，继承了历代王朝开发经营河西的有效做法，实行农牧并举的经济发展方略。

在农业生产方面，北魏充分挖掘张掖农业潜力，大力倡导农职之教。在孝文帝颁布《三长制》《均田制》前后，河西农业机制运行正常。尤其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北魏推行均田令，对居住河西境内的汉族、羌族、鲜卑族、回纥族等农耕区内的百姓依例授田，使河西的小农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张掖由于部分豪强大族被　徙平城而造成经济实力的不足。特别是由于均田令中规定租税征收，不仅征粮，而且还要征收桑麻，从而也改变了张掖农业经济的种植结构，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

北魏还针对河西驻军多、军需供应紧张而转输困难的情况，在有条件的地方，一面组织军队进行屯田，自给自足；一面招抚流民屯田。如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就明令规定，取河西州郡十分之一的民户兴办屯田。这样就使　得本来就在屯田经济方面具有传统优势的张掖，在粮食、桑麻生产方面更胜一筹，成为军粮的主要供应地之一。

在畜牧业生产方面，由于河西水草丰美，历来又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美誉，因此，北魏在统一河西后，把进一步发展畜牧业作为开发河西的又一重要举措，将河西作为西北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首先把被征服的牧民编为专　业牧户，全力经营畜牧，征课牲畜。其次开辟官营牧场，保障河西军需。这些措施的推行，有力促进了河西畜牧业的繁　荣。史载，这一时期官私畜牧经营，长年养马二百余万匹，骆驼近一万峰，牛、羊等杂畜则更多，朝廷每年都从河西征调大量牲畜以供内地之需。429年，北魏在对柔然的作战中，大军以腾格里沙漠突入河西境内，看到从张掖河（弱水）到北边的燕然山，马、牛、羊随处可见，盈聚山谷，一片兴旺景色。至太和年间，河西的畜牧业达到了极盛，史称“河西之牧弥盛矣”。河西畜牧业的发展在北魏经济社会生活中显示出很大的威力。

随着北凉残余势力在西域的最终消亡，河西继续发挥着东西贸易往來的桥梁作用。由于北魏实行宽松优惠的外贸政策，使得这一时期西域胡商贩客云集河西，作为丝路重镇的武威、张掖、敦煌等城市，人烟辐辏，更加繁华，有力地促进了河西商业经济的发展。

（闰延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