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国力之强大、经济文化之繁荣，堪称封建社会的高峰。与全国形势相适应，处在丝绸之路上的张掖文化更是异彩纷呈，独领风骚。

唐代张掖经济开发的成就，为其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敦煌遗书中有盛唐时期的舞谱残卷，说明唐代河两及张掖盛行舞蹈。刘放《中山诗话》：“故人多歌舞饮洒，唐代宗每歌，属群臣。”历代王朝，逢国力鼎盛财政富足时，无不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所谓歌舞升平。在民间，文化事业的繁荣更能准确地反映出当地物放基础的雄厚。例如专家学者们认为，敦煌唐人舞谱残卷上记录的舞蹈正是乡村父老列坐饮酒时所跳俗舞的记录，充分表现了河西地区舞蹈的群众性，表现了当时当地的文化水准。同时也说明了富裕的经济条件为文化生活提供了发展余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生活的形式和特征。唐代张掖文化对唐以后各代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

作为一个庞大文化内容的唐代张掖文化，其特征非常之多，遍及儒学的新发展，佛学宗派的形式与流派，文学形式中的变文、诗词、俚曲，音乐中的乐器、佛曲、演奏形式，艺术中的绘画、雕塑、装饰，以及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

唐代张掖音乐成就极大，中西音乐特征的结合十分明显，所谓“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其中的优秀代表为凉州大曲及甘州大曲，对我国音乐发展的影响深远。

据《碧鸡漫志》记载，脍炙人口的　《霓裳羽衣曲》就是由西凉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一曲，　由唐玄宗亲自润色并命名的。凉州大曲产生的基础，是“起于蔡氏之末，呂光、沮渠载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的西凉乐。王国维讲：“唐大曲以《伊州》《凉州》诸曲为始，实皆自边地来也。”杜牧诗云：“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听得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远参差”。王昌龄诗云：“胡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至于凉州大曲的发祥地，更是音乐发达，人才辈出。岑参诗：“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可见群众基础之雄厚。

唐代歌舞中有《甘州子》《甘州》《八声甘州》等曲名。甘州大曲的产生较凉州大曲稍晚。唐代《教坊记》对甘州大曲也有记载，《乐府杂录》引《东苑》说：“《甘州》羽调曲也。”元稹《琵琶》诗云：“学语胡儿撼玉铃，《甘州》破里最星星。使君自恨常多事，不得工夫夜夜听。”唐代诗文对凉州大曲和甘州大曲的讴咏举不胜举。

伴随着音乐作品的出现，张掖又是引进外来乐器及外来演奏形式的地区。例如鼓吹乐中的横吹、北锹乐等形式与张掖一带有关系。《旧唐书•音乐志》载：“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而鲜卑、土谷浑等正是河西所居的部族。如羯鼓、胡角、羌笛、筚篥、琵琶皆源于外国或少数民族。笛子参与乐队演奏，最早见于西凉乐，这就无怪唐诗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句子。就琵琶而言，今日仍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乐器。

河西及张掖的音乐成就，其影响及于文学。词牌，是因诗与乐曲的结合而派生出来的，长短句这一文学形式的最　早源头是河西的音乐文学。“词”的文学形式出现后，为唐宋数年的文坛繁荣作出了伟大页献。唐大曲“甘州”大曲下　有《甘州慢》《甘州破》《甘州子》《甘州遍》《八声甘州》等曲牌。

少数民族人民在发展唐代河西文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表现在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各个方面，尤以乐舞方面突出。唐诗《听安万善筚篥歌》中写道：“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身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这位筚篥名家安万善显然是“凉州胡人”，大约属昭武九姓。长于歌舞的亦皆少数民族人，如“羌儿胡雏齐唱歌”，　李瑞有诗句“胡腾身是凉州儿”，元稹《西麻枝》亦云：“胡姬醉舞筋骨柔。”当时的舞蹈名家安比妈与安辔新也是昭武九姓中人。唐代擅于弹奏琵琶的多为少数民族群众，所谓“胡人半解弹琵琶”，会弹琵琶的人数之多，充分显示了少数民族的音乐天赋和修养。当时名闻遐迩的琵琶弹奏家，如安未弱、安马驹、曹触新、曹者素和被称为贞元琵琶第一手的康昆仑，都属昭武九姓。昭武九姓中还有歌唱名家米嘉荣与何满子，刘禹锡诗：“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惟数米嘉荣。”元稹诗句说：“何满能歌声婉转，玉宝年中世称罕。”显而易见，唐代前期昭武九姓及其他民族以其民众及辖地内附朝廷后，不但迅速适应封建生产关系，基本追随了汉族人民的前进步伐，　而且在张掖文化副业的发展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卓越成就。

唐代张掖文学更是绚丽多彩。盛唐始，张掖籍大儒赵武孟和赵彦昭父子文学创作卓著。赵武盂著有《河西人物志》　十卷（已佚）。赵彦眧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考取进士，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并被封为耿国公，《全唐诗》录其诗作21　首，其中主要有《和韦长安故城未央宮应制诗》和《秋水木芙蓉》等。诗人张说在《赵耿公彦昭》一诗中赞誉：“耿公山岳秀，才杰心也妙，鸷鸟悛标立，衰玉扣淸调……”

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诗圣杜甫、　诗仙李白、边塞诗人岑参，以及王维、温庭筠、韦应物、李贺、马云奇等，或亲历张掖，或思怀焉支，均有佳作留世。

陈子昂于武后垂拱年间奉旨巡视张掖，留下诗作多篇，《全唐诗》录有《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度碛口山增乔补阙知至•王二无竞》《观玉篇》等数首。尤其是《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一首，　悲怆苍凉，含意无穷。诗中说“宁知玉门道，翻作陇西行。北海朱旌落，东归内露生。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迎，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

唐玄宗开元时，诗人王维出使河西，在张掖写下了《使至塞上》和《出塞作》《燕支行》《送韦评事》等诗篇。其“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已成为千古绝唱。

边寒诗人岑参，在张掖的诗篇有《过焉支山寄杜位》《戏问花门酒家翁》和《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等。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也在《幽州胡马客歌》和《留花门山堡》诗篇中，分别写出“虽居焉支山，不觉朔风寒”和“花门既须　留，原野转萧瑟”的千古铯唱。诗人马云奇在张掖陷落于吐蕃时，被吐蕃贵族虏往青海，留有诗十三首，“不见书传青海　边，只知魂断陇山西”，“尔曹应有梦，知我断肠无？”哀伤悲恸之情溢于言表。

晚唐时，词已出现。韦应物的《调笑令》，表明词已由风月情怀扩大到了边塞风光：“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募。”描写了燕支山牧马嘶鸣、草原广阔的壮丽景色，是诗人热爱祖国情感的充分表露。

此外，唐代张掖文化还有两个重要特征：以俗讲、俗曲为主要形式的说唱文学风行一时，并向内地发展；在音乐、　绘画、文学各方面都受佛教的影响，尤其音乐和绘画方面都是以佛教的内容及形式为主体的。

总之，唐代张掖文化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丰姿在历史长河中放射异彩。

（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