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永昌县者来寨，曾在古时候驻扎过一支流亡的罗马军队，并筑有城堡。史书因此称这里为“骊靬城”，今天人们管它叫“罗马村”。这一史话，是6年前我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工作不久，有朋友偶尔向我聊起的。
    故事有点近似神话，我未敢轻信，只想日后赴河西采访时顺便作些了解。但琐事缠身，一直没能成行。时间一久，又在忙乱中将此事置于了脑后。
    去年4月旅居上海，于下榻处，一连3日在《文汇报》上看到该报记者采写的关于古罗马失踪军团的连载通讯。新闻同行的报道，使我兴致勃发，随即记下文中提到的对罗马失踪军团颇有研究的几位专家学者的尊姓大名。   
    回到兰州，即同西北民族学院关意权教授联系。教授在电话中以微弱的声音说，他非常愿意向我介绍他本人多年探索古罗马失踪军团去向的经历，但眼下身染沉疴，只能待病愈后再定。万没想到，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病情日渐恶化，一年多后，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很悲恸。许多天后，一个叫关亨的人给我来电话说，他是关教授之子，其父临终前一再嘱咐他要同我取得联系，且要告诉我他对罗马军团的研究已经许多年了，曾四次到者来寨实地考证，业已完成30万字手稿。关亨还对我说，为了继承父亲的事业，他已改行，正在专心致志地整理其父的书稿和研究成果。这是后话。
    我又“按图索骥”，拨了退休多年的原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长的住宅电话，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位年逾古稀的考古专家抱病住院，已有时日。
    这时，一位热心的年轻人帮我找到了兰州大学历史系中年教师陈正义。陈先生也是痴心寻觅古罗马军团下落的学者，几年前曾和关意权教授及几位外国史学家合作，专门研究过古罗马失踪军团去向的课题。
    陈先生对我的采访非常热情。他就古罗马军团的失踪、河西走廊骊靬城的出现，以及二者之间的历史瓜葛，旁征博引，有声有色地谈了半天。末了，他还向我推荐了相关的文献史书，并送给我外国知名学者在半个世纪前发表的此类专论的译文。
    与此同时，作家王萌鲜应我去信要求，寄来了他的大作《骊靬书》。这是一部长达21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取材详实，引用大量珍贵史料，再现了古罗马降人东迁中国河西走廊的艰辛历程。 
    不久，我的三位同事专程走访了永昌县者来寨，也给我带来了丰富的见闻。
    至此，学者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和各种史料，引导我跨越时空，从者来寨追溯到骊靬人，又从骊靬人追溯到古罗马失踪军团，并在这一求索中获知不少相关的趣闻轶事。
    原来，者来寨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村，只有74户270人。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者来寨村民很少走出永昌，永昌以外也很少有入知道者来寨。
    1989年9月30日的《参考消息》报，转载一篇法新社的报道，使者来寨声名大振。报道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即在西汉元帝时代，所设置的骊靬城是用来安置罗马降人的，而这座古城就在今日的甘肃省永昌县者来寨村。
    一石激起干层浪!
    者来寨人受到震惊。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者来寨的先人在其源远流长的家族中，竟然冒出了罗马人的血统，是自豪是羞辱，情感错综交织。
    永昌县的官员们却喜出望外。他们万没想到永昌这么一个穷乡僻壤，转眼间却和显赫一时的罗马帝国攀上了亲。他们在日益增强的“罗马”意识的驱使下，使全县掀起了“罗马热”：县城新建了“骊靬宾馆”；乡镇出现了“罗马商场”；于横贯县境的国道之旁，矗立起一座“骊靬怀古”的巨型石雕。对骊靬城的残垣断壁采取了保护措施，在骊靬古城遗址，建造了“骊靬亭”；新编《永昌县志》，标明骊靬遗址所在，并简要记载了安置“罗马降人”的史话。   
    《参考消息》的许多读者，是以新奇疑虑的目光审视这则消息的虚实。他们中不少人质疑：从未听说古代中国和罗马帝国有过交战，罗马降人从何而来?中国和远在天涯的罗马之间，横亘着广袤的荒原大漠和齐天的雪岭冰山，罗马人又怎能跋涉逾越?但对报道坚信不疑的也大有人在。有的为求知欲和好奇心所驱动，还从很远地方赶到永昌，实地察看，一睹为快。
    逸闻更是振动了中外史学界。为揭开世界上一桩重大历史悬案，辛勤探索的史学家们为此欢欣鼓舞。在澳大利亚南部著名的阿得来德大学任教的学者戴维·哈里斯，弃职来到兰州，并在兰州大学外语系谋到一份教英语课的工作，试图和中国学者一起，从骊靬城的发现，破解这一重大历史悬案。
    这桩历史悬案起因于一场惨烈的古代战争。即公元前53年，也就是中国西汉甘露元年，十分崇尚军功的古罗马帝国硝烟弥漫。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克拉苏，纠集七个军团、约四万五千人的兵力，发动了对中国古称安息，即今伊朗的侵略战争。不可一世的罗马军队在一个叫做卡尔莱的地方，出人意料地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克拉苏被俘斩首。其第一军团首领、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六千余众拼死突围。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卡尔莱战役。   
    到了公元前20年，古罗马帝国和安息签约言和。这时，罗马帝国要求安息遣返33年前在卡尔莱战役中被俘虏的军人，并寻找普布利乌斯的下落。可是，普布利乌斯及其所率突围残部，已在安息消失得无影无踪。罗马溃军到底去向何方?这一千古之谜一直困惑着罗马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学家。
    戴维·哈里斯为寻访罗马失踪者的踪迹，走过许多国家，也曾来过中国。他这次一到兰州，便与西北民族学院关意权教授、兰州大学历史系陈正义老师，以及在兰州大学任教的前苏联学者费·维·瓦西里金结合，共同开展了对这一旷日持久的课题的研究。
    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现40年代一位名叫德效谦的英国著名汉学家，已对这一课题做过大量工作，并找见了德效谦于1947年撰写的《古代中国之骊靬城》一文。此文开宗明义：中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骊靬”，后又改称“大秦”，《后汉书·大秦》就是以“大秦国一名犁鞬”这句话起首的。文章接着指出中国古代以外国国名命名的城，当时只有新疆的库车和温宿，它们都是袭用移民的旧称。“骊靬”城的出现，自然会与有外国侨民相关。作者进而运用史料说明，骊靬城最早在中国西汉版图上出现是公元前29年，那正是罗马帝国向安息要求遣返战俘的时间。这绝非历史的巧合！它说明在卡尔莱战役中突围的罗马远征军，正当其故国寻觅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早已鬼使神差地到了中国，并在祁连山下落脚了。这比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大约要早1300年。
    根据此文提供的历史线索，中外学者在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等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查阅了大量史书，结合中西史料的对比研究，终于从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中获得突破，为揭开中国骊靬城出现和罗马帝国一支溃军失踪之谜，唐开了一扇大门。据《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
汤，带领四万多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时，在这里见到了一支奇特的军队，“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其“步兵百余人，夹鱼鳞阵，讲习甩兵。"而这种构筑“重木城”防御工事，和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的防御阵式，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史学家们据此推理，这支奇特的军队，就是卡尔莱战役中突围失踪17年的罗马军队的残部。   
    西汉王朝军队在这次郅支战役中大捷。《汉书》上说，陈汤率领的汉军攻克“重木城”，以“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而告胜。学者们依据这一重要史料拨开历史迷雾，理清了那支古罗马军队残部踪迹。即普布利乌斯率领的逃亡大军，在安息军队围追、封锁而回国无路的情况下，辗转安息高原，伺机东进，于防御松懈的安息东部防线，撕开一道口子，流徙中亚，投奔郅支，后被陈汤收降，于公元前33年前后带回中国。汉元帝为此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番和县南的照面山下(今永昌县)，并置县骊靬。直到公元592年，鉴于骊靬人和汉族人融合，隋文帝下诏将骊靬县并入番和县。至此，骊靬建县共612年。中国的骊靬人就这样在历史的风雨沧桑中悄然消失。   
    史学家们还从许多史料中，找到了有关骊靬县存在和变迁的系列佐证。《后汉书》载：“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晋书·张祚传》_已述了公元31年“前凉张祚遣将伐骊靬戎于南山，大败而返”的事。南山即照面山。此事说明骊靬人强悍善战。《隋书》改骊靬为“力乾”，说“开皇中，并力乾入番和(县)”。唐代以后，骊靬人在河西走廊有过三次起义，都见诸于史册。清代学者惠栋在《后汉书补注》中称，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大清一统志》标明“骊靬废县在今凉州府永昌县南”。左宗棠幕僚陶保廉所著《辛卯侍行记》和张澍写的《二酉堂文集》，对骊靬城均有记叙。公元9年，尊孔崇儒的王莽篡位后，为给骊靬降人正名，将骊靬县改为“羯虏”县，1979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就标有“羯虏”的位置。
    然而，从考古学的角度说，遗迹、遗物等实物史料，才是阐明古代历史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于是，1993年5月，几位文物考古工作者到永昌者来寨进行实地考证和小规模发掘。他们见到被当地人认定的“骊靬遗址”，仅残存一段古老的城墙。
    当时，33岁的者来寨村长张建兴及其几位同龄人在场回忆，70年代初，城墙还有近百米长，三层楼高，上面很宽，他们小时候常常爬到城墙上面玩。后来由于村民到这里取土，城墙越挖越矮。有一次，几位村民又来取土垫畜圈，可是粘土难铲，怎么也挖不动，有人拿来炸药，只听“轰”的一声，把城墙炸出个大洞，出人意料地从洞里涌出了好多麻钱(铜钱)，足有一小推车。遗憾的是谁也不知道这铜钱有什么用，后来都被孩子们玩丢了。   
    此次发掘规模虽小，但出土文物达数十件，其中有铁锅、铁鼎、铁匝、瓷壶等。文物工作者在走访一些农民家庭时，还见到了各家在翻地、修渠和挖地基时拣到的瓷扁壶、石滚子和带有粗绳纹的灰陶片。
    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邻村村民宋国荣告诉文物工作者，1979年的一天，他在村西北一公里外的北古城平整土地时，发现一个有前室后室的古墓葬。前室放着许多供品，有灰陶、陶灶、陶仓等，其中四件是完整的，其他的成了碎片；后室卧着一具完整的人骨骼，体下铺有一张苇席。头骨旁边有一撮毛发，是棕红色的。骨倍下面还发现一颗铜纽扣。但不一会儿多数文物被风化了。据永昌县文化馆张德智介绍，这座古墓出土的几件陶器，属汉代器皿，目前都存放在县文化馆，而从后室葬式看，又是典型的汉代墓葬方式，因此，可以断定这是汉代墓葬。
    文物工作者在距“骊靬遗址”不远的杏花村得知，有位农民在开沟挖渠时，意外地挖出一根一丈多长的粗大圆木，周体嵌有几根一尺多长的木杆，如今，它也珍藏在永昌县文化馆里。经考证，这根奇特的木制品，极有可能是古罗马军队构筑“重木城”的器物。河滩村有位农民在翻地时，拾得一个椭圆形铜器，上面有“招安”二字，人们认为它有可能是罗马降人军帽上的顶盖。
    文物工作者钟圣祖还了解到，几年前，研究三国史的专家在翻阅资料时，曾发现一幅公元前9年绘制在布绢上的地图。它虽已破损，但所标“骊靬”二字，还清晰可辨。所标之处，就在今天的永昌县焦家庄乡者来寨村。
    历史学家和文物、考古、新闻工作者在多次对者来寨及其周围的村庄进行考察中，一些令人产生浓厚兴趣的发现，对探索骊靬城和罗马降人的奥秘也不无帮助。村民们告诉他们，祖宗们传说，这里曾经住过“黄毛番子”。他们在骊靬遗址附近的几个村庄里，也见到有的人仍然具有地中海人的外貌特征，高鼻梁，深眼窝，头发自然卷曲，胡须、头发、汗毛均呈金黄色，身材魁伟、粗壮。39岁的宋国荣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身高一米八二，高鼻大眼，眼窝深凹，披肩的长发金黄卷曲。如果不是当地的口音和装束，会叫人难以相信他是本地人。据宋国荣说，这一带还有一二十人长得和他差不多。乡里宋氏家族中年纪最大的宋十爷，个头比他高，眼睛还是蓝色的。有几个小孩，长相和欧洲孩子_模一样，皮肤白皙，头发金黄。宋国荣也不否认他有欧洲血统。他正利用工闲时间研究古罗马军队的东迁史，渴望得到更有价值的发现。
    村民们还介绍了这里的一些独有的民俗，或许是罗马降人代代相传下来的。最突出的莫过于是对牛的崇尚。春节到来，者来寨等村的老住户都爱用发酵的面粉，做成牛头形状的馍馍，俗称“牛鼻子”，以做祭祀之用。这一带村庄，昔日又习惯在村社和主要路口，修建牛公庙，以立牛头作为主要象征。每当立春时节来临之前，村民们便从河里取来泥土，在牛公庙里塑“春牛”。立春一到，即将春牛抬到庙外打碎，以此祈求平安吉祥、粮畜丰收。“抵牛”，更是当地群众喜欢的一项活动。每当开展此项活动的时候，村民们便将牛群赶到屠宰过牛的地方，让群牛闻到血腥味后发狂突奔吼叫，而后互相拼死角斗。当地人把这叫做“疯牛扎杠杠”。这一风俗至今还保持着。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古罗马人斗牛的遗风。
    有人认为，尽管此处骊靬遗址和罗马降人之间的历史渊源，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加以论证，但历史尘封2000年的谜案，毕竟被大量的史料和文物发现初步揭开了！
    得知大量的史实，我决意走访永昌。1998年5月下旬，我如愿以偿，到了永昌县城，住在骊靬宾馆。稍稍休息，便请县文化局长刘迁学和县文化馆员张德智引导，先走城南，观看“骊靬怀古”巨幅石雕。只见高高的花岗岩基座上耸立着三尊古代人物的全身塑像，目光深邃地眺望着远方的祁连山峰。中间的是位长者，从其着装、发式看，为汉代中国公民；左右的一男一女，身材敦实，眼窝深凹，头发卷曲，不难看出是古时西域人。据刘局长解释说，这是县人民政府在1994年12月建造的，意在表现汉时永昌的一段历史。       
    看罢雕塑，登车南行，出县城，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马车道，颠颠簸簸地走16公里，过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溪，爬一座高坡，便驰进了“罗马村”。小村坐落在紧靠祁连山北麓的辽阔塬地上。村中几十幢土木结构的农舍拥成一片。骊靬遗址仅存的一堵残破城墙，呈s形，长26米，高1至2米，最宽处3．5米，南北走向地横亘在两户农宅大院之间。城墙为粘土夯垒，坚如砖石。永昌县政府为保护这一历史遗迹，用铁链把它圈围了起来，并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骊靬遗址”四个楷书大字。石碑背面的碑文是：“此处为骊靬古城遗址，最早为匈奴折兰王府，后称者来寨。北十公里处为西汉初所置番和县。西汉河西农都尉设在番和县城南。流亡的罗马帝国的远征军从西域归降汉王朝后，汉王朝置罗马降人于农都尉之南者来寨，立县骊靬......”  
    在遗址西面百米处，凸现一座5米高的土台，土台中央立亭一座。亭体白色，由四根下粗上细的圆柱和盒式亭顶组成，呈现罗马建筑风格。“骊靬亭”三个大字在亭之上方熠熠闪光。听县文化馆的朋友说，这也是为了历史的纪念，由县政府拨款，于4年前落成的。
    凭亭西眺，约三四公里外的山峦高处，有土垛显见，和骊靬遗址隔丘壑而遥遥相望。县文化局长告诉我，那是汉代烽燧。后来，我从《永昌县志》中看到，在者来寨周围还有许多饱经沧桑的古代遗迹。
    徜徉骊靬遗址，举目四方原野，不禁为古人择此地筑城的眼力赞叹。噍！这一带背靠祁连山，有水源、有草山、有良田，还居高临下，可将河西走廊永昌段一览无遗，有着攻防作战的天然依托。回到县城，查阅资料、地图，请教当地人士，更加恍然大悟。原来千里河西走廊多为一马平川，开阔处宽至一二百公里。而从者来寨西去十几公里，却是走廊的蜂腰地带，古称番和。这里南北两山对峙，中间为关隘狭道，最窄处仅有一公里，成为内地与边疆沟通的咽喉。这便不难明白西汉王朝为何偏偏选择者来寨地方设置骊靬县，和安置罗马降人！原因不外乎有：其一，此地原为匈奴折兰王府。匈奴被赶走后，折兰府是个可供大批人居住的地方。后来的者来寨，乃是折兰府的谐音。其二，西汉所置专管农垦的河西农都尉就设在番和县。而折兰府所在地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宜耕宜牧，适合于安置大批罗马降人。其三，这一带地方在匈奴来到之前，曾是月氏人的故地，而骊靬降人中也有月氏人，因此，在此安置，会使骊靬降人有宾至如归之感。其四，番和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古罗马军队训练有素，英勇善战，将其安置在离番和不远处，自有屯垦卫戍的重要意义。     
    我循着专家学者们的思绪，追寻罗马军团溃军足迹的活动告一段落，随即完成千字通稿。当新华社用英文播发后，《中国日报》和多家海内外报纸刊用。美联社、共同社及日本朝日影视的驻华记者，同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相继通过外交途径，同甘肃外事机构交涉，要求赴永昌实地采访。几经周折，共同社的
一位同行获准。他从上海赶到兰州，接着在省外办官员的陪同下，颇有兴致地一路西行，先到金昌市，再走永昌县。然而，几天后，他却大失所望地打道回府。
    听陪同的官员说，当地人士对外国记者款待优厚，但言及“骊靬遗址”及相关话题时，却讳莫如深，甚至否认有“骊靬遗址”一说。
    共同社记者为此迷惑不解地发问：既然如此，一个并非富裕的县，政府为何还要拿出巨资建造以“骊靬”命名的各种景观?对方无言以对。   
    后经省外办官员开导说服，方才同意让这位记者去骊靬遗址一游，但不同意接触村民。又经外办官员争取，特许村民宋国荣接受记者采访。可是，宋国荣的出现却使这位记者吃惊不小。宋国荣满头黄毛卷发已经剃光，且似心有余悸地矢口否认他和“骊靬人”有什么关系。外办官员据此推测，当地人士有可能担心会因骊靬遗址引出什么麻烦。
    共同社记者懊丧地回到兰州后，幸亏省外办采取补救措施，请陈正义先生就中外史学家对骊靬遗址的发现，向他作了详细介绍。共同社记者总算比较满意。
    几个月后又有转机，新上任的永昌县委书记饱学卓识，尊重历史。他在弄清骊靬史话的来龙去脉后，建议县政府于1999年初将者来寨村改名为骊靬村，并着手修筑一条从永昌县城通往骊靬村的公路。眼下又在规划建设骊靬博物馆和罗马一条街。还打算在适当时候，邀集中外专家学者来这里召开骊靬学术研讨会。这位县官认为，深入了解骊靬城，只会对研究中外关系史和丝绸之路史大有裨益。   

(《丝绸之路》1999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