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资治通鉴》记载之失误

    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西巡河右。这次出巡意图包括以武力解决吐谷浑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畅通；亲赴张掖巡视西域各国贸易情况，接受各国君王及使者朝见，举行盛大集会，宣扬国威；沿途访风问俗，优抚耆老等。炀帝于是年正月二十日离开东都洛阳，到十一月十三日才回到东都，西巡历时近十个月，实现了西巡预期目的。现根据《隋书》的《炀帝纪》、《食货志》、《列传》等有关记载，对其行程路线综述如下：
    炀帝一行于大业五年正月二十日离开东都洛阳，二月十一日到达西京长安，三月初二日车驾离开长安西巡，初八日幸扶风旧宅(今陕西凤翔县)。四月初三日大猎于陇西(今陇西、渭源一带)。四月初九日到狄道(今临洮)，武威等郡太守迎候，武威太守樊子盖以青海多瘴气，向炀帝献青木香以御雾露。二十七日出临津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黄河南岸)渡黄河至西平 (隋西平郡治在今乐都)。五月初十日大猎于拔延山，十五日入长宁谷(今西宁市北川河谷地)，十七日度星岭(今大通县北)。十九日宴群臣于金山之上(今门源县南达坂山)。二十一日过浩门河 (今门源境内的大通河)。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初七日遣诸将围吐谷浑主于覆袁川(今黑河上游青海祁连县一带)，其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六月初八经大斗拔谷(今民乐扁都口)，山路隘险，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大半。十一日至张掖。十七日高昌王曲伯雅来朝，炀帝派殿内臣阎毗持节迎劳，并由阎毗一直陪同高昌王到东都。二十一日在张掖举行盛会，“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二十余国”。二十三日大赦天下，然后车驾东还。高昌王及各国使者先行，沿途令张掖、武威士女盛饰纵观，炀帝车驾途经焉支山时，高昌王及伊吾设以及二十七国使者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披锦绣，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张掖、武威士女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车驾东行途经番和县(今永昌县)，炀帝亲至北山瑞相寺瞻仰，改瑞相寺为感通寺，从此番和北山亦改称北御山(详1995年武威出土《凉州御山石佛瑞相因缘记》碑)。然后由武威太守樊子盖迎驾至武威下榻，并盛宴招待高昌王及各国使者。炀帝为此赐给樊子盖“口味百余斛、缣千匹、粟麦二千斛。”车驾继续东行经金城、狄道返京，九月二十日车驾入长安，十一月十三日车驾幸东都。
    上述炀帝西巡行程，在时间顺序上，原本是清楚的，往返路线也应是明确的。即炀帝西行出巡路线为：洛阳——长安——扶风——天水西——狄道——临津关——西平——大斗拔谷——张掖；东返回程路线为：张掖——番和—一武威——金城——狄道——天水西——扶风——长安——洛阳。但《资治通鉴》在记述炀帝西巡行程中无论在时间顺序上还是往返路线上，均出现诸多失误。一是将炀帝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二是将炀帝在张掖设观风行殿举行盛会的时间推迟到登焉支山之后；三是将炀帝六月初八出大斗拔谷的时间推迟到六月二十三日以后回京的路上。这就不但将时间先后倒置，而且将往返路线也搞混了。究其原因，当是受《隋书·食货志》及人物列传的影响，因食货志及人物列传在对史料的编排上，往往以类相从，或突出各自的重点情节，不讲究时间的先后。如《裴矩传》中叙炀帝西巡张掖，只提到炀帝登焉支山的盛况，而对炀帝在张掖的情况却略而不提。《食货志》中只说：“炀帝西巡河右，西域诸胡迎候道左，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州县督课，以夸示之。”不提时间、地点，而且将征服吐谷浑及经过大斗拔谷的情节追记在后面，似乎都是在炀帝离开张掖以后发生的事。《资治通鉴》在取舍这些资料时，随意裁剪组合，形成阴差阳错。元代著名史学家胡三省(字身之)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也未作校正，难怪明代嘉定严衍作《资治通鉴》补记时说：“身之立意不改原文，每每将错就错，误人不浅。”
    《资治通鉴》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是最享盛名的经典之作。所以其失误，影响是深远的。如民国时期成书的《辞源》“大斗”条对大斗拔谷的解释，就引《通鉴》的说法，曰：“隋伐吐谷浑，自张掖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风雪晦冥，士多死者。”就认为是从张掖东还时经过大斗拔谷的，明显把返程路线搞错。直至1988年《辞源》修订本中的“大斗”条，才将此语删除。至于炀帝设风行殿盛宴高昌王等的地点，究竟是在张掖还是在焉支山，至今人们仍然争论不休，可见其失误影响之深远。
    为便于参考原著辨别正误，现将《隋书》、《通鉴?等有关炀帝西巡记载整理成《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河右资料》，附于本文之后，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