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凉时期是河西走廊佛教发展最为昌盛的时期，其中北凉实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下述的三个方面：
     一、开凿佛窟：北凉沮渠蒙逊由张掖迁入姑臧后，大规模开凿石窟，有天梯山石窟、肃南文殊山、昌马佛窟、马蹄寺及金塔寺石窟、敦煌莫高窟271—276窟等。北凉灭亡后，余部西迁至今吐鲁番地区，建立了高昌政权，也曾兴建佛窟。今吐峪沟44窟，其佛像造型和艺术风格，与河西走廊的北凉佛窟大体相同。这对北魏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有直接影响。
    二、建造塔寺。五凉时期由于佛教在河西走廊兴旺，建造塔寺的活动十分活跃。《魏书·释老志》载：“河西在张轨后，世信佛教……树坞相属，多有塔寺。”东晋义熙七年(411年)，沮渠蒙逊之母车氏卒，蒙逊即为其“造丈六石像于山寺。”沮渠茂虔为酒泉太守，城中心的建筑物，不是钟楼鼓楼，而是一座高大的塔。这种建筑布局也影响到了西域。焉耆县四十里城子东3公里处，有焉耆国都城旧址。城中心也是一座塔，塔基至今尚存。统治阶级的提倡，五凉时期私人造塔之风盛行一时。河西地区，北凉时期的小型造像石塔已出土的有酒泉5座，敦煌3座，基座多刻有“功德主”或供养人的姓名和祈愿祝文。如高德志、程段儿造像塔等。张掖古城中最有特色的建筑物是金、木、水、火、土五座塔。这些塔互相对应，形成了“半城塔影半城湖”的景观。
    三、译经：北凉在姑臧开辟了译经场所，道龚、法众、僧迦陀、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泰、法成等著名僧家，从事译经工作。译出佛教经典11部，109卷。1975年，由德国施密特和日本梯楼两人合编的《汉文佛教文献残卷》，著录佛典153卷、2300号，其中北凉的有124卷、238号。如表：

 

经    名	卷数	号数	译  者
《大般涅槃经》	o	167	昙县无谶
《大方等大藏经》	30	5	昙无谶
《菩萨地持经》	10	2	昙无谶
《佛所行赞》	5	1	昙无谶
《金光明经》	1	57	昙无谶
《阿毗昙毗婆娑经》	60	1	浮跋陀摩等
《大方云经》	6	1	昙无谶
《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	1	3	沮渠京声
《弥勒束时经》	1	1	沮渠京声

    在这些经典中，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架经》宣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观念，对大乘教的流传起了推动作用。
    永和五年(437年)四月八日，西域兼通梵汉语的佛经翻译家浮陀跋摩被沮渠牧犍请到姑臧，住在闲豫宫，带领300人的译经班子，口译《毗婆沙论》，由道泰笔录，慧嵩、道朗等考订文义，历时两年译完全书100卷。时跖拔焘率军攻陷姑臧，在战乱中遗失40卷，只有60卷流传了下来。
    北凉在统治河西走廊的短暂时间里，佛教方面建树是多方面的。但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北凉推行的是“佛教政治”呢?结论应该是否定的。
    永嘉(307—313年)之乱，中原衣冠人物相继到河西避乱。前凉张轨对他们十分礼遇。父子相继衣冠不坠。当时的河西走廊，真可称得上是济济多士。沮渠蒙逊取得北凉政权，特别是都城由张掖迁入姑臧后、即尊崇儒学，以儒者为国师。敦煌学者阚驷，博通经传，蒙逊拜为秘书，考课郎中，倚之如左右手，“常问以政治损益”，后辟为尚书。还配给文吏30名，帮助检校典籍。几年内，校定典籍3000余卷。他所著《十三州志》，为古代地理学名著。敦煌的另一个儒士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蒙逊荐拔他为中书侍郎，掌管国家机要。敦煌的刘晒以儒学著称，西凉主李嵩十分器重他。蒙逊灭西凉后，即拜晒为秘书郎，又在西苑专为他修建了陆沉观，尊称为玄处先生。蒙逝世后，其子牧犍尊刘晒为国师。北凉的军国要职都是由儒者充任的。对待他的臣僚，也很讲儒家的“仁恕”之道。梁中庸是段业的尚书右丞，蒙逊夺取政权后，任用他为右长史、西郡太守。但梁却背叛了蒙逊，投奔了西凉。蒙逊不仅没有忌恨他，反将他的家属遣人送往西凉。蒙逊重用的张掖太守句呼勒也判归西凉，后来他返回北凉，蒙逊不念旧恶，仍旧加以重用。元熙二年(420年)，西凉国主李歆战死，其母尹太后被俘往姑臧。蒙逊很敬重她，为她修筑了尹夫人台。蒙逊虽素好佛法，但他实行政教分流，不让宗教首脑干预政治厨宾(今克仁米尔)昙无谶最为蒙逊所宠信。但也只限于“每以国事谘之”。基于上述理由，所谓北凉实行“佛教政治”之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既然北凉未实行“佛教政治”，那么是否可以说，他实行的儒家政治呢?历史事实证明，也未尽然。纵观北凉盛衰兴亡的全过程，他实行的是法家的耕战政策。这不是沮渠蒙逊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沮渠蒙逊取得北凉政权之时，南有秃发傅檀的南凉，东有吕隆的后凉，西有李嵩的西凉，邻近河西走廊的还有西秦和北魏。他所占据的张掖，四面受敌，即兵家所谓的“四战之地”。在此险恶的形势下，蒙逊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整军经武，与强敌周旋。“称兵自涧，南凉请和，出师丹领，北寇宾服”(《晋书》最终统一了河西走廊，并使“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称臣贡献”。
    在经济上，蒙逊所属的芦水胡世代游牧于卢水流域，高寒，不利于发展种植业，畜牧业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蒙逊体会到“靠天养畜”的脆弱而不稳定的经济，必然造成同样脆弱而不稳定的政权。因此，蒙逊于天玺三年(401年)取得北凉政权后，既胸怀大志，图谋统一河西，又比较注重节俭，珍惜民力。为根本改变频繁的战争所造成的“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劝农令》)的严峻局面，即颁布《劝农令》，实行“重农”政策，严令“蠲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力”。在河西走廊，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中心，生产方式尚处于锄耕镘种阶段，林立的“坞堡”，又荫占了大量劳力，地方政权直接控制的劳力不多。人口、粮食的主要来源在前线。五凉政权彼此攻城掠地，拼命掠夺人口、抢收谷物的事端，史不绝出。永建二年(421年)，蒙逊灭了西凉，即派兵进占高昌(今吐鲁番盆地)，任命隗仁为高昌太守，统率高昌军民进行屯田。《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载：“兵曹下八幢符为屯兵值夜守水事”。“右八幢知中部幢，次幢之日，校将一人，撰(选)十五人夜住守水。或校将一人将残兵，值苟(狗)还守……明当引水灌两部”。按幢是屯田的基层建制单位，每幢百人。中部8幢、下部8幢，计有1600名干兵营屯，农忙季节还动用伤残人员看守渠道，看来规模是不小的。据此推断，蒙逊在河西走廊定然举办过军屯(可惜无资可证)。蒙逊的“重农”政策成效是很可观的。永安二年(402年)，北凉与后凉交战失利，当时后凉的姑臧正闹饥荒，北凉一次即送粮万斛，赈救饥民。北凉同后秦的一次战斗中，世子沮渠兴国被俘，蒙逊送粮30万斛赎回。
    这样庞大的军粮储备，不发展军屯单靠民力是办不到的。蒙逊骨子里实施法家的耕战政策，但表面上仍挂着儒家的招牌。他的根本国策，可以说是“阳儒阴法”。这更证明，“佛教政治”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应当承认，北凉毕竟是崇信佛教的，原因何在呢?张明林先生在《北凉佛教政治兴盛的刍议》一文中，阐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北凉汉文化程度较高，有较强的接受佛教文化的能力；二是北凉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为西域佛教文化的东渐提供了方便条件。但在五凉中有的地方政权较北凉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何以佛教的发展没有北凉昌盛?可见根本原因不在于此。
    苻坚、沮渠蒙逊都接受汉文化，提倡儒学。但儒学封建正统思想和夷夏之辨是其核心。这种理论对少数民族入主华夏是十分不利的。元朝把汉儒贬为第九军，也是出于这种需要。后赵有个暴君叫石虎，他是羯族，把都城迁到邺(今河北临彰县西南)，就深感儒学的正统观给他造成的压力。所以他积极提倡佛教，说：“生自边壤，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方神，今当所奉。”这里所揭示的正是沮渠蒙逊信佛的根本原因。
    其实，沮渠蒙逊的信佛，仔细推勘起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就他所崇信的高僧是昙无谶来说，据《北史·沮渠蒙逊传》载：“始厨宾沙门日昊无谶，东入鄯善，自言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日‘圣人’。昙无谶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谶之术，乃召昙无谶。蒙逊不遣，遂发露其事，拷讯杀之。”    
    因为昙无谶是著名高僧，大乘教戒律也出自他手，他所译的《大般涅槃经》，在佛教界颇负盛名。因之《高僧传》把他的这些丑恶行径都隐晦了。对昙无谶的这一切，蒙逊知之而仍信之，可知他的所谓信佛，也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总之，对沮渠蒙逊说来，他的崇儒也好，信佛好也，只是一种策略手段。他真正是法家理论的实践者。除了耕战政策之外，他既捧段业又杀段业，连沮渠男成、马权都成了他推翻段业权术的牺牲品，对敦煌人民的“暴城”暴行，正是法家急功近利为目的而不择手段面目的大暴露。大竹县知县聂汉佐在《读蒙逊传》中评价他是“规仿曹瞒乱世魁”，可谓一语中的。
    作者单位：新疆库尔勒市《绿原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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